首先，活着灌药是不可能的。

因为氯仿的腐蚀性会令死者面部扭曲，且会灼伤消化道。

所以大郎没法喝这药，这种行为不可取的，真过不下去就离吧。

其次，深度麻醉后再灌药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在昏迷后是没有吞咽反应的。

即使用肠衣等物包裹氯仿，也不可能在完全不伤到消化道的情况下把氯仿送入胃中。

更何况在胃里也没发现除了晚餐外的其他东西。

那么，使用橡胶管呢？

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可是有橡胶这东西的。

这个的确可行，但插胃管是很难的。

就算是专业护士也不敢保证每一次都不会对消化道造成一点点损伤。

但死者的消化道可以说是完好无损。

有一说一，胃镜真是超难受。

另外，选择的毒药也很怪。

死者家里就有吗啡，这种药物也可以致死，为什么要求一个外人买其他的毒药呢？

这不是很容易暴露么？

还有，氯仿做为有机溶剂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强挥发性。

如果氯仿是在凶手行凶时不小心滴在死者身上的，那为什么当时办案的警察没有发现？

集体感冒了？

殡仪馆也没有发现？

也感冒了？

过了这么多天，味道居然还如此明显，这尸体难道是在氯仿里泡过的？

这一切都说不通。

最重要的是，动机上说不通。

死者已经将遗嘱受益人定为自己的妻子了。

虽然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但死者重病缠身(那个时代牙病也能死人的)。

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安全地取得这笔遗产，阿德莱德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杀掉丈夫呢？

本案在当年引发了一阵热潮。

阿德莱德在律师的强力辩护下被释放。

后来，为了躲避麻烦离开了伦敦，这件案件的真相最终也就无人问津了。

那么，真相会是什么呢？

托马斯很可能是自然死亡，这点从其死状安详可以做出推测。

那么他胃里的氯仿就只能是死后被送进去的，那么是谁做的呢？

知道这个家里有氯仿存在的是阿德莱德和戴森牧师。

阿德莱德没有理由给自己整这么一口锅背上，那么就只能是戴森牧师了。

知道了凶手，我们就可以反推动机了。

戴森与巴特利特夫妻的关系是丈夫的朋友，妻子的文学老师，以及巴特利特家遗嘱的执行人。

如果阿德莱德因为谋杀罪入狱并被处刑。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身为巴特利特先生遗嘱执行人的戴森牧师肯定大有可赚，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这一波肥啊！

所以，可以做如下推测：

1886年1月1日一早。

阿德莱德发现丈夫托马斯停止了呼吸，惊慌的她没有立刻报警，而是联系了戴森牧师。

牧师赶到后发现阿德莱德非常担忧，询问下得知她担心自己会因为购买氯仿拒绝与丈夫亲热而被怀疑。

于是戴森牧师就让她把药物丢掉，而他则记下了药物被丢掉的位置，并偷偷将它们捡了回来。

一段时间过后，托马斯的葬礼如期举行。

身为朋友和牧师的戴森当然有机会与托马斯的尸体独处。

这时，他只要用事先准备好的注射器将氯仿打入托马斯的胃袋中。

并在尸体上倒上一些，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最终引发尸检就可以了。

纵使自己帮阿德莱德购买氯仿的事曝光也无所谓。

他可是德高望重的牧师，而且他可是被杀夫毒妇利用的可怜人呢，安全得很。

这手法无疑会在尸体上留下针孔痕迹。

但因为死亡在新年期间，尸体的停放时间肯定比正常时间还要长，所以**的会更严重。

而且当时的法医水平也比较堪忧，只要选择的针头够细，被发现的可能就不大。

更何况法医解剖时的Y字切口正好会经过胃部。

所以只要选择位置准确，粗心的法医很可能就将针孔划开，替“凶手”隐藏了唯一的破绽。

现代的法医是不会放过这种可能的。

只是可惜，大冤种阿德莱德的律师很高明，用“密室”将死了检方和法官，赢下了这局棋。

但戴森牧师也不算输，只能说是没赚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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