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自己举动,也许会成功。但有了自己举动,百姓服不服?听说他为让大户不作声,竟然默认各大户人家甩几锹泥巴,往湖泽中一扔,俺圈了圩的。号称宋朝新的第一大圩,占地三千顷,实际耕地面积有可能一千五百顷以上,居然未圈之前,一千一百多顷圩田成了有主之地。
黄知军与马知州更好玩,差一点要来一个均贫富。
两者都不可取,但后者比前者情况要好一点。
于是说道:“我说一件事给你们听,太祖说过一句话,军国所资,咸出于租调。于是建立我朝以后,不断的派出官吏检田,馆陶令程迪因括田不均,杖流海岛,商河令李瑶被杖死,袁凤自右补阙降为受曲阜令,太宗与先帝也多次下过诏书,均分田产。”
“是啊,”两人点头。
这一句话很重要,宋朝文人动辄喜讲祖宗法制,不是我说的,是赵匡胤兄弟到宋真宗都说过做过,这就是祖宗法制,它比夫子的话还要管用。
“淳化四年太宗说过,两税蠲减,朕无所惜,若实惠及贫民,虽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账,此甚弊事。”
“原来太宗也说过,”马知州愕然道。
郑朗苦笑,当真上面不知道下面贫民之苦,豪强的恶劣,小吏的为虎作猖?继续道:“太宗在至道二年与寇准对答时又说,自秦变阡陌,井田之制不复,故豪猾兼并,租税减耗,遂致弃本逐末……俟三五年,岁时丰稔,民庶康乐,必择强有执守之人,先自两京立法,止取土地顷亩,不以见垦及荒田,繁重者减省,侥幸者增益之,严其法制,务在必行,庶使百姓皆足,讼端永息矣。太宗不可不谓明君,寇准不可不谓强有执守之人。为何议者止?”
“为何?”
郑朗不答,继续说:“先帝时,监察御史张廓上言,天下旷土甚多,望子成龙依唐宇文融条约,差官检估。先帝说,此事未可遽行,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增色,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王旦曰,田赋不均,诚如进旨,但须渐谋改定。这一渐,连议谋也未看到,先帝也是爱民之君,王相公更是贤相,为何又未实施?”
不能说这几人都不好,寇准是国家扭转乾坤的重要功臣,王旦位居中书,是宋真宗晚年最重要的倚杖。两个太守都不知如何回答。
不是不改,寇准与王旦很聪明。明知道一改麻烦事很多,不如提前做退缩。后来郭谘在蔡州仅检一个县,即得田26930顷,郑朗在太平州辛辛苦苦,仅弄出七千几百顷,而一个县逃匿的亩数却接近两万七千顷,几乎是其四倍!然后“重劳人”,停下了。随后多次清查,皆不告而终,包拯任三司使时,也不服,带着五六官员下去查,查了数州后,很自觉,上书说其于天下不能尽行,俺没法子查下去。逃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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