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在狠踩夏竦,郑朗却在观注着一件事。
王尧臣迁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对赵祯说了一句话:“今国与民皆弊矣,请陛下任臣自择僚属。”
赵祯准之,王尧臣亲自挑选一些可靠的幕僚,开始查账,查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整个宋朝的账目收入支出十分庞大,一时半会查不出来,王尧臣仅查了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与用兵后的出入财用之数。宝元元年,也就是五年前,宋朝未用兵时,陕西出入钱帛粮草一千九百多万,出一千五百多万,河北入二千一百多万,出一千八百多万,河东入一千三百多万,出一千三百多万。河东持平,河北稍有积余,毕竟要外防契丹,是国家重兵把守的地方。陕西则有很大的积余。
这不代表着全国会产生大量的积余,京城用度才是大头,京官的俸禄,驻扎几十万禁兵的薪饷,即便地方有充足积余,整个国家也未必会有盈余。
但自用兵后,陕西入三千六百多万,出四千七百多万,河北入二千七百余万,出二千五百多万,河东入一千一百多万,出一千三百多万。不是代表着陕西收入增加,大量驻军,物资运送产生的虚高,士兵的饮酒与曰用品的税务,还有一点,敛财!除了河东一路外,其他两路都进行了大幅度的重苛虎敛。
王尧臣又对京畿出入金帛做了粗粗的统计,五年前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因为这一年赵祯弄了一个大郊祀,所以出纳比往年多。但在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多万,出二千六百多万。仅京畿就增加税务三百多万!一处京畿三百多万,全国增加了多少税务?
再从财政支出与收入分析,仅是三路减少了一千多万。更不用说朝廷整体的支出,将士的抚恤。那么这一数字会放大三到四倍!
郑朗看着这份报表,有些发呆。陕西的数字比史上要大,之所以如此,恐怕与自己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有关。
不看真实的数据,就不知道战争的危害。
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朝廷的制度,以及前几年的大灾大害,不然朝廷有大量积余,那怕就是将自己发起的平安监,与江南开圩带来的积余全部留下来,也不至于使国家走到今天困窘的地步。
不能提赚钱,赚得越多,花得越多!
郑朗不由又想到三冗,不解决三冗,无论发起怎么样的开源,国库里还是休想有多少积余。
可隐隐的知道,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马上他就醒悟过来,是从吕夷简身上得到的启发。
大家以为将夏竦拍死了,于是将眼睛再次盯向吕夷简。吕夷简罢相,但是赵祯还给了他一个权利,守司徒,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吕夷简也没有议什么军国大事,身体都垮掉了,三头两头倒在病床上,议什么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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