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吏外,还有一些豪门与商人,但在这个灾害的大背景下,皆不敢罗嗦。不过赵祯听从郑朗进谏,一再警告,仅是针对粮食与户等去的,不得牵连,在下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这也说明了郑朗畏惧之心,就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做好与部分豪门做对抗的打算。
看似解决了,实际没有。张方平不是傻子,现要查,情况会好,御史离开各路,不会故态复生,但贪墨也休想杜绝,还会有,而且越做越隐蔽。以前粮仓与三司牵连不大,如今国仓全部交给了三司。出了问题便是他的。他有什么智慧,能让这些小吏不再贪墨?
将难处一说,郑朗大笑,道:“安道兄,你想让下面不会贪墨?”
“故请行知指导良策。”
“这怎么可能……”郑朗笑得更欢了,即便所谓的民主国家,贪污的事还会有的,只是相互监督,情况会好一点。但也不能讴歌民主制度,一旦实施绝对的民主,以中国的国情,吵吧,一样事也休想落实。相对而言,若论内政,宋朝这种制度还是很不错的。
肯定有一条更好的模式,但郑朗没看到,也想不出来。也许再过一千五百年吧,包括后面一千年,各种制度都有严重的缺陷,没有一条是完美的,没办法借鉴。
“安道兄,听我说,夫子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大者为国,小者为家。大道理是一样的,可细节不同。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情况更复杂,远比家更难治。不但家与国不能相比,州府与国也不能相比。一个州府,最远处不过一百来里,人口顶多几十万人,少者有可能一万人不到。官员就那么一点儿,若是记忆力强,甚至包括各县小吏,都能记得很清楚。若是智慧再好一点,各小吏有什么性格与长处,也能了如指掌。但上升到国的境界,那一个人能做到呢?不可能做到。所以往往许多官员,例如西汉第一地方良吏黄霸,在地方上颇有作为,但到了庙堂却消然隐迹。张士逊在地方是良吏,到了庙堂上成了和鼓。范仲淹在地方上每过一处,如春风至,但到了庙堂,身为言臣,与孔道辅开撕裂宋朝之先河,身为宰辅,骚然天下却不得功。无他,地方与国不同也。”
“行知……”
“安道兄,治国者,只要抓住大体,故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决讼案有多少,周勃不知,文帝又问全国一年钱帛收入有多少。周勃不知。文帝又问陈平,陈平说事情各有主管它的人。文帝问是谁。陈平说,陛下若问判决讼案,就查问廷尉。问钱帛收支,就查问治粟内史。文帝问,若事各有主管之人,那你主管何事?陈平说,主管君臣,宰相职责是上辅天子调理阴阳,顺合四时。下抚万物生长,对外镇守四方君夷诸候,向内亲附百姓,使诸臣各自履行他们的职责。退朝后周勃责备陈平平时不授,陈平说,你居于相位,不知自己职责吗?若是陛下问长安盗贼数量,你也要勉强对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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