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抵达犍陀罗大约是公元六三〇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经历且不必说，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还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因此，我在讲经堂的上上下下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一定首先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〇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说明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能量。

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虽然是佛教徒，但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养成了文字记述的优良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结果，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的普通历史，也要借助这些旅行记来填补和修订。

记得我和孟广美坐在塞卡普遗址的讲台前聊天时，她曾奇怪，为什么这些融汇多种文明的浮雕中没有中华文明的信息？我说，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太高，海路又太远，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与这一带的关系确实还没有认真建立，但你可知道这些遗址是靠什么发现的？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这说明，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