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说的，其实就是90年代初版的gmp规范，而这份规范，自然也是用死人提炼出来的——就像是航空业一样，医疗行业的每一份繁复的规范，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而以80年代的生产水平来说，卫生三级车间内进行氮气保护，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效果却是极其的突出。

记者和某些学者，都飞快的做起了记录。

这可不光是提出问题了，还给出解决方案了，只要消息传出去，任何一国的药品管理机构，都不能等闲视之。

包括中国的。

一些对药厂生产有所了解的人，更听的连连点头，甚至有些心驰神往。

如此恰当的切入点，正是高阶学者们影响世界的正确步伐。

学者不像是政客或者商人，他们影响世界向来是潜移默化的，是凭借着至少是当时正确的思想来做支点的。杨锐如果要以命令的形式，或者大撒金钱来影响美国人的fda和gmp，那是很难做到的事。

但是，他如果是以正确的思想为蓝本，提出一个有价值的论点，美国的fda就是想不受影响都难。对一名学者先来说，这也是发挥影响力与价值的意义所在了。

进一步来说，如果美国的fda受到了影响，中国的药品管理机构，又应该作何反应呢？

想到此点的人，尤其是想到此点的中国人，都不禁看向杨锐。

原本以为只是简简单单，吃吃喝喝的医学贿赂会，竟然真的开成了研讨会，还提出这么大的一个命题。

记者们多数对学术界的事不够了解，或不够关心，但此时联系到fda，甚至更多国家的药品管理机构，一个个的都兴奋起来。

有人看着杨锐说完话，就举手道：“杨锐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fda等药品管理机构，应该以华锐制药厂为标准来建设制药工厂？”

杨锐看了一眼，发现是名随捷利康而来的英国记者，就没有太多顾忌的道：“华锐制药厂是高于gmp标准的，但各国制定gmp规范的时候，是应该向高标准来看齐。”

“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厂，应该向建设于中国的华锐制药厂看齐？”记者明显进入了挑事模式。

杨锐却不在乎他挑事，毫不犹豫的用英语道：“中国华锐制药厂执行的规范更严格，也更加有效，如果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厂能这样做，我认为是可以挽救更多生命的。”

挽救生命这个命题出来，英国记者还真的不好接了。

中国记者却是奋笔疾书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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