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圈》虽然有杨锐过去的经验，却是完全由他自己撰写的。

说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杨锐也是颇为骄傲。

景语兰重新刷新了对杨锐的观感，两人谈论的问题也慢慢深入。

到一锅羊肉熟透的时候，杨锐对景语兰的了解已增进两倍由于。

“咱们就在炉子边吃吧，反正就这一道菜。”杨锐掐着时间，将铝锅的盖子打开，放了盐，又搅和一通，笑道：“好像是成功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当是炉边谈话了。”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景语兰眼神一亮。

“是。”

“你知道炉边谈话，你从哪里看到的？”

“哪里都能看到吧。”杨锐回答的小心翼翼。

景语兰果然摇头，道：“现在英文系的学生，知道炉边谈话的都没几个人，不少人还以为资本主义就是一成不变的呢。”

“哪有什么主义是一成不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癌细胞倒是有可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生物体系和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杨锐失笑的同时，转移了话题。

景语兰的注意力也不在杨锐如何获取信息的，颔首道：“说的对。政治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明证，听他前七次炉边谈话，谈的都是新政，是社会、工业和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一直强调的救济和复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向*靠拢的改革……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最需要谈的也是社会、工业和工人问题……”

她显然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杨锐也不打扰，就让她自说自话。

说话，在某些时候也是理顺思路的方式。

景语兰说不定能就此发表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呢。

杨锐倒不担心她说错话什么的。自80年代开始，因言获罪与学术界的关系就不大了，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探讨意识形态或者社会经济，差不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倒是大众媒体，一旦转载了某些文章或节选，往往引起轩然大波。

现实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忍受不了的言论，在学术界却连偏激都算不得。

不过，自由的代价向来如此。你要言论自由，你就要忍受青少年看《花花公子》，你要回到石器时代，你就要忍受9岁的儿子当众野合，11岁的女儿生儿育女。

一边说让人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边要求限制和封杀“****色情”，那不是自由，是特权。

杨锐在景语兰的长篇大论下，默默的完成了羊肉盖被的全部制作，然后舀了大大的两碗，放在各自面前，又放好筷子，道：“用热水烫过了。”

景语兰悚然惊醒，立刻收声，道：“我好像说的太多了。”

杨锐知道她担心什么，笑笑道:“你是师范学院的教授，谈的又是美国政坛，用的还是英语，有什么关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