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齐时代,两人没有入仕的机会。帝国开皇初年,刘焯、刘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帮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关陇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职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统之争,遭到蜀王杨秀的百般羞辱,刘焯被流配戍边,刘炫给其当门卫。杨秀废黜后,刘悼、刘炫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后,两人官拜云骑尉、旅骑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刘悼、刘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牺牲品,双双罢职。
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潦倒,孤苦无依,据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悲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受到了损失?但这个利益损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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