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
昨天晚上,龙和周离开了我的家。他们今天要动身,怎样走,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对我讲,我也没有问。我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他们一路平安抵达香港。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现在忙于收拾东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许这和我的糖尿病有关。但是,这不要紧,我差不多已经闯过来了。总会成功的!妻子说得对,不要在最后一刻发生“抛锚“,她在最近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她当然认为,我应该以最最安全的方式(乘坐炮艇)走,不要像克勒格尔那样坐运货车,而且还是在敞开的车厢里,免得最后又得了什么病。就这么做,妻子,别担心!“蚕豆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人就威尔逊大夫的信已拒绝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将豆子交 给自治委员会,否则这货物不许运人。由于我们这批蚕豆是在上海买来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交 出去。而且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日本人突然拒绝自治委员会把豆子分配给我们的各个难民收容所。此外,这些蚕豆是委托鼓楼医院代销的,就是说,日本人试图禁止把粮食交 给私人机构。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与英国大使馆一道)作出努力,促使日本人改变态 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据我刚才听说,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一致决定,给上海西门子洋行发电报,请求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神经的确有些吃不消了,我真想出去休假旅行。此外我也担心洋行的人会认为,是我本人叫人拍这份电报的,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具外,我已经把所有小件物品都包装好了,此刻我就坐在已空出了一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舒适设备。大件家具和已装好的木板箱,我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请韩(湘琳)看管。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
1938年2月14日难民
目前的一切救济工作均由组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实施。由于在元月的最后几天有五分之二市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安全区与市区其他部分之间的严格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国际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继续进行工作。
国际委员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与它共同从事了大规模的粥厂工作。此外,委员会还和红卍字会合作主持两个大粥厂,红卍字会同时负责掩埋尸体,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个组织虽然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今天在城里各个地方还有3万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近郊下关。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关心中国的伤兵,对大学医院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而原先的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因此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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