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项御案获得通过后,《帝国日报》予以了庞大道。虽然按照章程规定,国会在进行讨论时记者是不得参与其中的,但帝国此时并没有完善的新闻法,参与国会的人员亦没有接受“无可奉告”一类的培训,只消记者稍微追问几句,场内所有的情况便一清二楚。
当然,就议题本身而言,公开之后取得的效果更好,更有利于深入人心的探讨。林广宇便也不准备追究有关的“泄密”责任,否则,作为《帝国日报》的最后审定者,他完全有权力将有关报道拿下。
但放行归放行,皇帝的指示非常明确,责成政学院立即起草一部新闻法,在原有的报章管理章程上进一步细化深化,今后如有媒体或者当事人再敢随便泄露国家机密,报纸封馆、人员追究责任。
对帝国政治改良进程中所涌现的点点滴滴,欧洲列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各国大使、公使纷纷撰写报告,向政府和外交大臣汇报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局面,《泰晤士报》、《宇林西报》等知名媒体予以了全程报道,其热衷的态度甚至不亚于中国本土媒介。
对大清国号改为“中华帝国”后,因为不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各国依照惯例表示了祝贺,只有日本除外。日本公使对外交大臣梁敦彦提出了抗议:“贵国所称中华帝国,称贵国为天下中心,难道以蛮夷视周围友邦乎?”
对日本而言。中国两字所蕴藏的意义不仅仅止于一个简单地名词,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正统情节。中国原来是“天朝上国”,自称“中华”自无不可,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日衰,早已经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威风与地位,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通过日清、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后。其心态俨然以“中心”自居。对帝国号称中华倍感感冒——这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支那”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称呼中国的内在原因。
面对日本人的胡搅蛮缠。梁敦彦显得不卑不亢:“中华者,系中国自古以来自称谓。中华二字,顾名思义,系华国之中,华国之中为中国,华国之边缘自古为夷狄,日本一贯号称不属华国。何必计较夷狄?倘若贵国计较夷狄,是不是要先承认贵国先为华国之一部分呢?”
伊集院的牙齿咬得嘎嘎响,却又无法反驳,只能再冒出一句:“贵国遽改国号,未与友邦协商,太过匪夷所思。”
“5ooo年来,鄙国改朝换代不知凡先商量了地?”梁敦彦强压住火气。“美利坚原为英国殖民地。后来独立,不知是否与贵国事先商议?”
“日支两国文化相近、唇齿相依,彼此关系特殊。与他国关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朝鲜与鄙国文化相近、领土相接,彼此关系自古特殊,与他国关系同样不可等闲视之,日韩合并之举贵国倒是事先并未照会鄙国……”梁敦彦反唇相讥,讽刺日本吞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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