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孟维周连外国总统的情况也感兴趣了。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报纸上总要登一段来访者简历。

孟维周特别喜欢研究这玩意儿，比如这位总统毕业于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属于什么党派，有什么特点和爱好，什么政治主张，主要对手是谁，从事过哪些职业，当总统之前奋斗过多少年等等。

尤其是每一次晋升同上一次晋升的时间距离他最好琢磨，看别人多少年之间共升了多少次，平均几年升一次。

每一位政治家的升官图在孟维周的眼里似乎都是寥寥几笔，简单明了。

从政是多么容易而又惬意的一件事！那天，孟维周在马杰面前作的有关

“精神”的演讲不能自圆其说，也让孟维周感觉出一种危机。这是他目前觉悟到的唯一的前进障碍。

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一张口不可以讲个一二三？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

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

这几年层层领导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事俗务。

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

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

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

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

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

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现在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到竞选总统，所有的高官厚禄都是伊里哇啦喊出来的。

选民们明明不信他们那一套，但还是看谁讲得动听，就投谁的票。那些国家文化发达，人都聪明，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这么没有觉悟？

原来有人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就只有相信谎言。

人就是贱，总要信点什么心里才熨帖。我们要号召群众啊，就得学会演说。

孟维周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口头表达能力。准确地说，是恢复这种能力。

他在工作中不可能有多少机会讲话，于是尽量坚持每天睡觉前搞一段无声演讲。

虚拟自己是什么什么职务的官员，在做报告，在接受电视采访，在找干部谈话，在批评下级。

他很容易进入角色，慢慢地弄得自己很满意。若是在外出差，就钻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演哑剧。

这事不能让马杰察觉。对着镜子，连自己的仪态都可以检视，训练效果更佳。

他自我感觉不错，认为完全可以这么练就出色的演说才能。记不准是戴高乐还是邱吉尔，原来是个结巴，便专门面对大海强化训练演讲，结果成了优秀的演讲家。

自己的基础好多了，还怕不成功？难道只有我孟维周这样吗？别的领导譬如张兆林，他们在成大器之前是否也暗地里做着种种素质准备？

想必不会太例外吧。谁也不是神仙下凡，都是从凡人做起的。有次，孟维周随张兆林坐在疾驰的轿车里，街道两旁的行人飞快晃过，晃成一片模糊。

他不由得琢磨起这片模糊来。不知古人把凡间唤作红尘是哪来的灵感？

坐在飞奔的轿车里看芸芸众生，只见一片模糊，才真可以说是红尘万丈。

这种联想极容易培养人的伟大感。心想张书记和马杰都不可能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孟维周很有些得意，也觉得有些滑稽。

说不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就这么悄悄地在成长啊！据说希特勒在发动战争之前，躲在深山老林训练战争机器，神不知鬼不觉。

所以有人觉得希特勒的军队是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哎呀呀，怎么神使鬼差地想到了希特勒？

孟维周感到脸热，似乎自己也有一点背地里磨刀霍霍的阴险味了。反过来一想，自己并非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

只是思维出岔，同希特勒作了不恰当的类比。自己的一切抱负都是胸怀天下的，何错之有？

当然也不能讲出来。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只适应于外**队。

求功名觅封侯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的政治抱负。如今的革命干部，大公无私，套用前人话讲，只能讲精忠报国，不能讲封妻荫子。

理想必须有，但理想一定要远大，譬如**什么的，不能太具体，说要当个什么官。

理想太具体了，人家轻则说你觉悟不高，重则说你野心勃勃。好在没有谁能洞穿你的灵魂。

可现在练这功那功的人很多，据说有的功修炼到炉火纯青，便天目洞开，看谁谁都一丝不挂，你脑子里面想什么他一清二楚。

但愿这是胡扯，要不大家都开了天目，灵魂无所遮拦，世界不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