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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报确实是不太好惹的。《东山日报》也是响当当的正厅级单位,直接接受省委和省宣领导,怎么会畏惧来自于一个地级市市委的“要挟”。
《东山日报》向省宣汇报了此事之后,东山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专门给房山市委书记宋迎春打电话,斡旋此事。宋迎春虽然心里不忿,但也无可奈何。
但就在事件即将平息过去的时候,突然间波澜又起:《东山日报》理论部评论员,也就是这篇评论的执笔者牛凯,在当天的业内朋友聚会中提起此事,旋即引起了几个媒体朋友的抱不平。
第二天,牛凯的朋友,《东山财经日报》首席记者张雷赶赴房山采访房山禁酒令。但房山市委市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拒绝接受采访,尽管张雷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房山市市长助理庄宁,但庄宁在这种时候怎么敢接受采访,也就推辞了采访。
后来,张雷又通过房山报业集团的一把手李湘,联系上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试图采访安在涛。但安在涛虽然不排斥采访,但当时安在涛却正在资河开发区视察一个生态农业项目工程,一时间也赶不回来,对于安在涛的采访也旋即告吹。
当然了。就算是在市里,安在涛也未必就会接受张雷的采访。他也犯不上在这个事情上,与宋迎春“过不去”。毕竟,在很多事儿上,他这个市长如果公开与市委书记态度相左,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好。
无奈之下,张雷只得在房山采访了一些市民。然后又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各报的评论文章,结合他在房山采访的实际情况,综合写出了一篇重磅报道:《房山禁酒令半年省出3300万,数字从何而来?》
张雷在报道里不仅追问了“3300万”这个数字的来路,还言辞犀利地批评房山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所谓的“禁酒令”有行政形式主义的嫌疑,所谓的“成果”也是来自于某种“虚构”。张雷在报道里呼吁,房山市有关部门应该立即公开公布2004年全年的行政招待费信息,还公众一个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在报道的最后,张雷还提到了《东山日报》评论员因为一篇批评文章而遭遇房山市委“质问”和压力而不得不暂时休假,隐晦地提到了当前的舆论监督环境还不理想云云。
《东山财经日报》的这篇重磅新闻,在省内媒体圈引起了强烈反响,旋即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宋迎春是在第二天早上9点多读到这篇报道的,当时他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里冲下楼去,将报纸摔在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皇甫刚的办公桌上,咆哮着:“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给记者提供材料的?给我好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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