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主要由臣民章奏、“制曰”、皇帝批复这三者复合构成。

相较于诏书，制书更能体现皇帝“令由君出”、“言出法随”的威严，所以两汉皇帝更喜欢用制书。

制、诏广泛应用与日常行政之中，所以皇帝的命令通常叫“制诏”便是出自这个原因。

刘曜不是皇帝，他下的命令还不能叫“制诏”，冠冕堂皇一点最多叫“王之诏令”或“王之命令”，按照两汉的礼制应该叫“令”。

称王之后，他虽然颁布过不少“王之诏令”，但每一个王令都是经过一套标准的程序之后，才能下发的。

首先，挂在光禄寺框架下的通政署少卿，需要依照刘曜的意思，起草一份文书。

若是发布诏令、册封之类，则加盖楚王行玺。

若是征召大臣、调兵遣将，则加盖楚王信玺。

若是策拜外藩、祭祀天地鬼神，则加盖楚王宝玺。这一条其实是天子行玺的功能，刘曜还不是天子，只好刻一个楚王宝玺。

通政少卿起草好文书，刘曜盖好王玺之后，下一步是由通政少卿安排通政使，将此文书送去相台。

相台轮值的台相需要检查此文书之中是否有错字或漏洞，若有需要立即上报刘曜，若没有则加盖“相台首相印”，然后将此文书交还给通政使。

接下来，通政使需要拿着此文书，去找御史台。

御史台轮值的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御史丞必须检查此文书之内容，是否与制定的法律有冲突，若有需要立即上报刘曜，若没有则加盖“公法天下印”。

到了这一步，加盖了楚王印玺、相台首相印、公法天下印的文书，才能变成具有法律效益的王令！

然后，通政使需要将此王令转交给专门负责颁布王令的礼部礼官，礼官收到王令后，还要抄录一份留作存档。

若是王令内容明确说了需要立即执行，那礼官就必须去找相关部门或涉及到的人，直接宣读王令，执行王令。

若是王令行文之中写有日期，通常情况下是下一次朝议或大朝会的日期，那么该礼官就需要将王令收好，在下一个朝议之时，按照刘曜的示意进行宣读。

这种加盖了三个印章的王令，由于非常正式和隆重，故而刘曜下面的官员口语习惯称之为“大王诏书”。

“大王诏书”目前并不常见，从刘曜称王到现在，也就颁布那么十几份而已，都是非常大的政策。

例如生产队与合作社、编户齐民授田、太学分院建立等制度的执行与推广。

其诏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刘曜和众臣工商议过的东西，加盖了王玺之后，再加盖相台与御史台的印章，看似属于走一个流程。

其实是刘曜借此机会，增加相台与御史台执掌的“印”的威信。

按他的计划，未来称帝之后，在天下士人数量突破五十万，占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时候，正式的皇帝圣旨，还需要加盖谏议台的“代国民言印”才有合法性！

除此之外，更多的王令，都是刘曜先与众臣工商议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命通政署少卿程昱起草，然后加盖他的王玺，逢朝议之时直接让程昱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宣读，命令各部门配合执行。

类似这种王令，刘曜下面的官员口语习惯称之为“大王令”。

比如对于蔡邕、王允、钟繇、田丰四人的任命，便是常见的大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