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如有半点不实,等于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即为欺天。
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朝廷禁止私人著史,私著历史变成重罪之后,也就没人再敢私著历史了,有的也只能算一些文章和笔记。
北宋时期面世的《资政通鉴》虽然是司马光写的,但其目的并非修史。而是奉了皇命。
修史权的集中与变化,导致的恶果是皇帝、大臣开始大量篡改历史,为自己粉饰。或用权力,或用收买等方式迫使史官篡改历史,以至于后世之人看到的很多都是“假历史”。
从唐太宗往后开始,历朝历代篡改的越来越厉害,早期还只是篡改个人形象,到后来连同前朝、乃至之前更早的王朝都遭到了篡改,其中以“我大清朝”最甚。
秦汉时期的史官,多数都是家族传承之史官,如此才能确保历史记录的传承性和连贯性。
刘曜这次留蔡邕谈话,当然是为了确定楚王国的史官制度,若未来他登极称帝,依然也会沿用这个史官制度。
“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排相关之历史事件的史书,可以称之为‘编年体史书’。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史书,可以称之为‘纪传体史书’。班公编撰《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此书主要记述了上起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寡人欲使你率领国史署所编之国史,乃上起三皇五帝时代,下至孝灵皇帝熹平二年六月二十日的史事。”
刘曜听完了蔡邕的观点,也接受了蔡邕对他的赞颂,随即沉吟片刻,开始阐述他对本朝国史的规划与构思。
“国史当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三皇五帝之前且以昊天上帝命令盘古尊神开辟这方世界为神话时代,不做详细记录,权当概况以一段话的传说作为国史的开篇。而后,三皇五帝时期,即部落方国时代,是诸夏民族之起源形成的时代,也是诸夏共主天子诞生的时代,此为华夏文明上古史,共历六千多年。所谓方国,即一方部落形成之国。”
“自夏禹传位于启,商汤代夏,再至宗周覆灭,这段时期乃是封建邦国时代,此为华夏文明古代史,共历一千八百多年。所谓邦国,即天子封赏土地给臣子建立的诸侯国。赢秦代周,而至炎汉代秦至孝灵皇帝驾崩,这段时期乃是帝国时代,此为华夏文明近代史。所谓帝国,即皇帝分派官员直接治理天下郡县的大一统国家。熹平二年六月二十日往后,便是现代,故而所记录之历史曰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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