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新的宫城相比之过去的旧宫城，仅面积上就缩小了三分之一。

再加上有许多建筑物被淘汰，如旧有的阁楼，以及许多转移到皇城之中的建筑物，如中央官署、武库等之前宫城与皇城并无明显界线之时，放在未央宫之中的建筑物。

当然，若是把新宫城与新皇城的总面积加在一起，肯定比旧的皇宫要大一倍还多。

刘曜如此设计，是希望逐步把皇家宫廷（内廷）与国家朝廷（外廷）之间划清界限。

假如能将内廷与外廷在职权上彻底切割开，并加以宪章法律保障，纵然后宫出现强权之主，或得宠的女内侍，也将难以掀起大的浪花。

毕竟，外廷握在手中的权力乃是宪章所赐予，宪章又是昊天上帝甄选的天命圣君联合天命候选人所制定，具有无上的权威性。

何况到手的权力，没有人会轻易交出去。

因此，就算后宫或女内侍想夺权，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将变得微乎其微。

这样一来，刘曜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好好琢磨出一套限制外戚擅权的方法或制度即可。

稳定的内廷管理制度，再加上合理的储君培养制度，以及军政分离、文武并重的国策，刘曜相信，再续汉室社稷三五百年应该不在话下！

言归正传。

且说，通政使领命离开之后，刘曜对武德殿的武官们说道：“除了帅阁众臣跟着寡人去皇极殿，其他人都散了罢！”

军政分离可不是刘曜浮在面子上的客套话，他正式颁布过王令诏书，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国家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该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如家属授田亩数会额外再加五亩到十亩不等，又如牺牲后神主牌位可以入其家乡的英烈祠受百姓香火，再如从服役的义务兵之中选拔人员进入正规军时，军人子女优先考虑。

刘曜给军人规定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守护边境以及朝廷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有时也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

军人在享有一定特权的同时，也必须严格遵守军人不得干政的铁律。

这里所谓的“军人”是对在楚军中服役的军职人员统称，包括战斗人员即军方武职如各级军事单位主官排长、队长、营长等，和非战斗人员即军方文职如长史、参谋等。

不得干政不是说不能议政谏言，多数军人也是楚王国的公民，有权利通过公车上书提出自己对国家政策及行政建设方面的谏言。

这不仅是刘曜当初给百姓军定下的规则，也是楚王国新一代军人必须遵从的原则，无论是谁，只要敢越过这条红线，都会以违法犯罪论处。

刘曜当着帅阁太尉及诸帅的面，以及军方高层、中层部分将领的面，下达这样的指令，相当于再一次强调了军人不得干政的纪律。

起初有些武将还不能理解，甚至内心深处难以接受。

毕竟自宗周至今以来，文武界线并不明确，也就是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儒学才开始正式大兴，文武的界线也才逐渐浮现，但多数东汉的读书人照样是文武兼备。

不过，刘曜并没有选择一刀切，而是留下了文武可以进行相互转职的规定，虽然转职的机会只有两次，但也给有志封侯拜相的人留下了机会。

从熹平二年初刘曜打出靖天奉难的旗号举兵清君侧，到如今的熹平四年五月份，整整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无论是最初跟随他的百姓军军人，还是后来收编的各地义勇及东汉凉、并两州的边军，大都逐渐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得干政”的铁律。

因此，刘曜的命令一经下达，立即得到了殿内众人的执行。

皇甫嵩、朱俊、班通、虞玉以及王越、史阿、黄忠、程普、严颜等人皆迅速离开武德殿，回到了武德殿后面院子里他们的临时住处。

他们此来王宫，并不仅仅为了参加这次的武德殿会议。

刘曜召集他们前来，已经提前告知了众人议题，即他还要召开有关西域及中南、南海地区的布防与开拓事宜。

他之所以急冲冲让政事堂诸位大佬到皇极殿集合，乃是因为鲁国、陈国的疫情十分严重，而且鲁国因为曾经的天灾**留有隐患，趁着疫情多地发生了叛乱，陈国北方的幽州边境也遭到了鲜卑人的入侵，两国形势岌岌可危！

刘曜的楚国是选择见死不救，还是立即有所行动，很有可能将决定陈、鲁两国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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