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法虽严，却也没严到秦法那个份上，若严格依法执法，连基本的取证都难以做到个人，再加上法不责众这一条，最终往往只是抓几个典型杀了以震慑百姓。

至于完全的从严执法，除非涉及到谋反，否则不可能对普通民众大加刑刀的。

曾有人言，朝廷杀官干脆利落，官府杀人却畏手畏脚，这里的朝廷，当然指的是刘皇帝了。

有鉴于民间治安事件频发，械斗不止，盗匪猖獗，去年便有人认为，民间兵器不禁是治安不稳最大的原因，并向刘皇提议，希望能效彷国初之时，收缴民间兵器，并禁止普通百姓拥有刀剑弓枪武器。

只不过，这则建议，经过刘皇帝稍加权衡就否决了。刘皇帝给出的道理很简单，一把菜刀，一把锄头，乃至一根扁担都能杀人，于民间禁兵，且不提其难度，就是真做到了，就能避免民间的流血吗？

其根本原因，还在人身上，平民多缺乏教化，不知法，也难守法，出了问题，其过首在地方官吏。

朝廷用他们牧守地方，教育百姓，维护治安，本就是他们的职责，因此治安不稳，就把原因归结到兵器上，是贪图省便、畏难懒政的表现，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至于杀人者，罪责在人，不在杀人的刀剑，依律判刑即可处置即可。盗贼为患，自有捕役、官兵，这本是他们的职责，倘若地方盗匪不清，为害百姓，那首先要问罪的，还是地方的官员。

于是，紧随其后，刘皇帝又让政事堂制定项规定，那就是地方凡是出现械斗，导致损伤者，首先问责主官；凡有盗匪为患，而不能肃清者，首先问责主官。

而不论是御史还是武德司，在对地方的监控上，从此也多增加了一项，而这一项监察，并不困难。此政一下，广布天下，顿起波澜，不少人疾呼，官不聊生。

当然，关于民间武器，有些说法，也的确引起了不少官员的担忧。那就是，藏兵于民却有好处，但在太平时光，不需百姓保家卫国，民有凶器，就是祸乱之源，倘若用之以对抗朝廷呢？

诚然，百姓杀人犯法、持刀械斗乃至啸聚为匪，对朝廷而言，都不算什么要紧事，朝廷自有应对机制，很难直接危及自身统治。

对统治阶级的掠食者而言，苍生如蝼蚁，黎民如草芥，蝼蚁之间的生死斗争，伤亡再多，损失再大，都不重要。

即便是那些为害作恶的盗贼土匪，从本质上而言，也只是一颗颗韭菜罢了，他们头上顶着大汉的天，那片天的名字姓刘，他们杀的人是汉民，抢的钱上印着“乾右通宝”抑或“开宝通宝”。

但是恰如有一些官员的担忧，倘若掌握了刀剑的贱民，用这些武器来反抗朝廷，这岂不是莫大的隐患？

就是刘皇帝，也被这种看法吓了一跳，然而，刘皇帝终究不是被吓大的，他想得也很清楚，朝廷掌握着最强大的暴力机器，要有镇压一切的实力与信心。

而更为关键的是，倘若帝国真到了，百姓群起而反的地步，那时候限不限兵器根本不重要，那意味着帝国该亡了。只要朝廷不出问题，那就一切安好，而倘若出了问题，也绝不只这一点。

事实上，由于眼界的关系，往往存在一些幸存者偏差，在有些人眼中，看到是兵器泛滥，是纷争死伤。

然而，总体而言，大汉还是安宁的，尤其是内地那些大汉的核心统治地区，即便不禁武器，也不是家家带剑，户户有刀，寻常百姓，菜刀、斧头、砍柴刀就够了，正经人谁去买把兵器备着，那价钱可不低，打一把犁头、锄头不好吗？

而相比于内地，边地武器可就是切切实实的泛滥为患了，比如如今的盐州，不带把刀，都不敢出门，不论农民牧民，在劳作的过程中，腰间也是常备武器的。

过去，朝廷曾出台了一系列对漠北契丹的限制政策，铁器是最要紧的一条，然而，一边封禁，一边又允许边境百姓持有武器，这最终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即便大宗的贸易不存在，小规模的，小批量的交易，是络绎不绝。

当然，由于刘皇帝态度的关系，对契丹的封锁哪怕到开宝二十一年依旧存在，双方仍旧处于敌对关系，然而，民间的交流，却是越发频繁。

边境边市上，愿意冒险与契丹交易获取暴利的人，可一点都不少。对此，有关部门也没有穷追勐打，否则，走私的人没了，要缉私职官何用？

甚至，如今漠北契丹部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日常使用的货币，就是大汉的通宝，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也是根据大汉的“汇率”来，可以说，大汉虽然始终难以从武力上征服漠北，但经济上的影响，却在悄然之间加深了。

倘若不是那则禁令在，放开了交流贸易，效果可能更佳，但谁教双方结仇数十年，“仇深似海”呢？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袁恪的贸易对象中，就有契丹人，不过，由于距离太远，风险太大，损失惨重。

而袁恪是不缺武器的，至少不缺刀剑这样的普通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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