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

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

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

“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一个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灭，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于鲁王刘暧而言，上有天子刘文澎，皇帝年纪是轻，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

与此同时，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他们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

当今天子，乃是正统皇帝，太宗留辅臣，是为从旁辅弼，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

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那么“移宫案”后，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绝后宫干政”这么一条理由，但法理性终究不强。

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

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