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康宗梓宫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发时,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太宗陵寝位于泽州,曰元陵。)
而随着刘文澎下葬,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返京不久,刘文济即下了一道“宣政诏”,明示天下,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
诏文很长,内容很多,但精炼下来的意思,却清晰简练。总的来说,就两句话:罢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过去的一年,朝廷在运转上,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时代,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以为殷鉴。
关于这方面的事务,前前后后,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仅从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可谓痛定思痛。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但这股风潮,他却在默默地推动,写得好的,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交由宣慰司刊发。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来表明心迹,阐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响,拥护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
然事实上,即便已经坐稳皇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他只是在康宗“无为”的基础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为”。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禁奢靡,倡简朴,废大工,树新风。
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严厉打压,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至于私财,只做提倡,未有强令。
废大工,单指康宗的“水晶宫”构想,自其驾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发还,建筑物料废置,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在停工的情况下,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还快活了半年多。后来遭人举报,尽数被杀头。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于是,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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