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安东国早已成为一块心病了,在他还是皇子皇孙之时,就对安东没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见太宗皇帝为安东国那边的状况而烦忧愁苦。
等他继位,在常人视野难及的地方,安东国也给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安东王刘文渊对太宗嫡传之挑战几乎是克制不住的,而十年间伴随着刘文济的各种非议、流言,只怕有一半都出自安东之手。
对于这种情况,刘文济很少有正回应,但不发作,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楚,不只洞若观火,而且长记心中,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准确地讲,刘文济等待的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帝位巩固了,皇权树立,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国发展以及内部矛盾都恢复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建隆六年的安东王刘文渊,已经快五十八岁了。若是壮年的刘文渊,以其野望与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这个年纪的刘文渊,即便想折腾,也得顾忌安东国以及他的王子王孙。
而皇帝刘文济比刘文渊整整年轻十岁,说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这十年的时间。若再过些年头,刘文济的年纪也更大了,届时就是有心,怕也无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办,一旦错过了,或许就是永远。事实上,从“夏竦—王钦若—皇帝”这条线,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否则人口买卖的弊病,在帝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地方自发性的打击也持续多年了,为何偏偏在夏竦这小小按察一次行动、一次奏章之后,掀起如此巨澜?
关键在于,建隆时代的安东国,即便有各种矛盾与问题,但其千年未有之盛况,已经对帝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在所有的封国中,安东大不一样!
世祖皇帝当年不惜血本地向安东援助,支持其开拓,意欲巩固帝国东北边防。而半个多世纪后,帝国生生孵化出了一个海东盛国,东北边陲的蛮夷们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站在中枢的角度,安东国必需要削弱了,即便冲着其常年保持的8万军队,就得有点动作。你安东可不比安西三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宗教战争,在东北那旮旯,需要如此众多的常备军队吗?意欲何为?
于是,建隆六年的这场风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也是自安东建国三十余年来,与朝廷之间矛盾积累一次大爆发。
夏竦的奏章,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甚至于在上达京畿之前,中枢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而皇帝也不出意料地出特殊重视,就此事召开御前会议,还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政事堂宰相,还有皇室、勋贵代表及各部司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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