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但也不否认其积极、正面意义，在实现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保证了林邑国北部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

在北部安定的情况下，刘继戎也得以腾出手来，继续深耕国内，开拓垦殖，招抚归治，建制汉化。

湄公河下游的“河洲地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林邑视为崛起之基，费尽心思，与真腊争夺。而孕育出了所谓“高棉帝国”的洞湖地区，那片大平原，更是肥沃，且有丰厚的基础。

当这两片肥沃的土地，落入林邑国之手，在汉人的统治经营下，也显然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文明开化程度大幅提升。

后续的历史发展证明，借着这两块平原河洲堪称得天独厚的优良水土条件，经过几十年经营，林邑国的国力迅速攀升，一度逼近乃至超过安南。

林邑王刘继戎，则在晚年的时候，以金州偏狭，不利于统驭诸方，将都城从金兰城，迁至茂州，并于旧城基础上，建立起一座横跨延水（刘继戎对国内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汉化更名运动，洞里萨湖被定名为延湖，延通演）新都——南京。

还需提一句的是，刘继戎于正统二年的北征，固然没有取得拓地千里、征服万邦的成就，但却也是林邑军队第一次越过延湖大平原三面环绕的高原深山，登上北部高原，踏足现代泰国的湄南河平原。

而后者，也使林邑国再度碰到一个为难的问题，从陆地上，与西面的临海国接壤了，早在三十年前，临海国还是刘文海统治时，便在曼谷湾沿海地区，建立了据点，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已经形成了一座新的城市——滨州，并且趁着真腊崩溃的机会，向内陆深入两百余里。

在这里，又不得不提一提由临海王刘文海建立的临海国了，与林邑国相比，这就真是一个极端的政权了。

因为来自于帝国支持力度的不足（临海国可以说是刘文海，靠着晋王刘曦遗泽，一刀一剑，拼杀出来的），在只能依靠自身的情况下，刘文海生生将临海国打造成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军国国家，而临海国，也是以军国体制而维系发展乃至生存。

汉文明的底蕴，加上高度的军事组织，以及利益掠夺，三者相结合，在刘文海手中，爆发出了极度强悍的战斗力，也直接把本来走在兴旺发展道路上的蒲甘国，打回了原形，一度只能依托北部复杂的地理地势守国，可怜巴巴地维系政权。

当然，由刘文海一手建立的这个军事王国，也不可能是健康的，乐于战争，而短于生产发展，一旦战争的收益不能弥补成本损耗，那就会出大问题。

这一点，刘文海在晚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并有着手改变。也获得了一定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下缅甸地区，建立了不少农业生产区。

只可惜，刘文海死得太早，建隆六年就病逝于平叛途中，当时他才54岁，也打断了临海国那艰难的转型过程。

刘文海死后，其次子刘继绪袭王位，而刘继绪显然没有其父的威望与能力，更无法处置临海体制转向的大事，因此，那些年里，临海国一直很挣扎，尤其在战争与发展大事上，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

甚至，连对躲在北部山区中苟延残喘的蒲甘国的压制，都放松了。若非滇黔之乱后，“滇族”入缅，与蒲甘合流，后来又内讧，导致蒲甘大乱，临海国也未必能平定北方，实现对缅甸地区的全面吞并。

然而，这样的临海国，问题显然不小，矛盾很严重，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内部骚乱之时，以军武立国的临海，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问题：下一步向哪里扩张？

而东面的滨海地区，显然是个不错的方向，并且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当极具扩张性的临海国，与同样强势的刘继戎统治下的林邑国，同时向“泰国”大平原地区伸出爪子的时候，摩擦出些火花，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到正统二年的时候，整个中南半岛，经过三国的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开拓之后，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丰沃之土、有利之地，已经被分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蛮荒僻野，吸引力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三国的“拥挤感”，只会越来越明显，而如何处置这样的局面，对三国而言是一个难关，对中央帝国而言，同样是一道难解的题，甚至是无解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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