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下边的变化与斗争,李璟心里实则也是清楚的,但他选择支持韩熙载的改革。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丢了江北之后,使得南唐财政陷入危机,江南、江北经济上的互补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在恶劣的形势下,朝廷的支出却加大了,战后抚恤,军事力量的重建,勋贵、官僚的俸养,皇室的奢华生活,还有每岁高额的岁贡。对南唐朝廷而言,必须加大财税的收入,必须得变,要么课重税于百姓,要么将刀子砍到占据了主要社会财富的勋臣、官僚、地主、富商身上。
李璟选择了后者,一是他们富,二是有韩熙载为首的一干人力主,不管如何,有韩熙载冲锋在前,他这个国主隐于背后当裁判,再完美不过了。
不过,这两年来,因为韩熙载的改革,朝中怨声载道,屡屡有抨击新政的声音,长期不断的谗言、中伤,耳根子本就软的李璟,显然又另生心思了。
一边享受着韩熙载改革的成果,一方面,又开始拔高江南勋贵、官僚们的地位了。有个现实问题,李昪当年开国,就有赖江南士人集团的支持,那些人,算是南唐的根基,与国休戚。
事实上,南唐与后蜀,十分相类,文教兴盛,经济富庶,军队孱弱。但论弊病,南唐更甚之,土地兼并严重,下层的百姓生计艰难,在割让江北之后,情况更是急剧恶化,许多在江北有重大利益的勋贵、官僚,不得不在江南想法弥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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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域狭长,四面受胁,外部环境极其不友好,导致金陵的“亡国氛围”,比之当初的孟属要更加浓厚。毕竟孟蜀,还有那连绵的崇山峻岭,作为依仗,而南唐可凭借的,基本只有一条大江,并且还是分出去一半的长江,这能挡住北汉?换谁都不信。
国之将亡,乱象频生,到乾祐十年,金陵仍能保持着一定的平稳,已经是韩熙载等臣费心维持了。但是,大势之所趋,岂是韩熙载这少数人所能扭转的?
李璟与冯延巳这主臣各怀心思,礼部尚书钟谟那边,推杯换盏,与人相乐,目光时不时地投向二者,面上始终带着点笑容,意味深长。
韩熙载那边,慢慢地行走在冷风中,前往宣政院,抬眼望着寡淡的天空,脑中浮现出方才殿中的情形,心中无限怅惘。
他韩熙载,南渡已经三十多年,有二十多年的蹉跎,虽受唐主厚待,但始终不掌权柄,还一直为人所嫉,深陷与江南士人之间的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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