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祐元年开始,大汉朝廷就开始了军官授田、授职的政策,并且一直延续到如今。到乾祐十一年为止,大汉下属各道州,因战功、退役而充任地方州县乡镇官职的人数,前前后后已达五万余人。
这不是个小数字,除了小部分被委以州县官吏,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分派还乡,抑或就近、就地安排,成为大汉广大乡里吏职。
这也是所谓的“皇权下乡”运动,以勋功人员为主体。受封之人,都是为大汉上过战场,立过功,流过血,以受奖赏。
是故,这些人对朝廷的认可度相对较高,也能切实尊奉朝廷,落实政策。他们有功,有田,有权,背靠朝廷,荣誉威及乡里。
这一大批人,乃是中央加强对地方影响与管理的有力武器,十年以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同时,也代表着,一股古老而传统的力量,再度抬头,那便是军事地主阶级。
然而,凡事有其利,则必有其弊。转职地方的官兵们,不只是担任捕役、差官,维护治安工作,很大一部分人,都承担着乡村的治理工作。
但是,对于一干基本没有文化的丘八而言,让他们打仗,上战场拼命,没有太大问题,让他们治理民生、管理租税、协调邻里,那便很难做到一帆风顺。
因为出自军中,作风强硬,很多人行事都很粗暴,遇事不以理以法,而好以势压人。若仅此也就罢了,这其中,催发了不少下乡之后,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的现象。
遇有纠纷、案件,很多都私下处置,不曾上报官府,偷盗、伤人、奸淫等都算是“小事”了,甚至有的人命事故,都擅自处置。
而对这些乡里“军官”,百姓或畏其权,或慑其威,不敢反抗,有事不敢举于官府。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部分现象,但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也就证明这有问题的。
赵砺近段时间,所跟踪调查的,就是这种情况。刘承祐在览其遗奏之后,立刻就引起了重视,而从都察院所收到的监察奏件中,刘承祐翻出了一系列弊端案例。
比如,贝州有一乡长,喜好鞭笞百姓,无论过错大皆以五十鞭伺候。
比如,濮州有一里长,治下有案,禁止百姓举状官府,而自决之。
比如,华州有一县尉,以贫田易百姓肥土。
比如,晋州有一巡捕,强占他人妻子,迫害其家
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官兵退役出身。类似的事件,不甚枚举,可谓恶行累累,遍及道州县镇。而地方的主官们,清明强干,有为整治的有不少,但更多的,碍于这些人地“身份”,多有所顾忌,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把事情闹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皇帝也曾说过,这些人,都是大汉的有功之士,是大汉治理乡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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