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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