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大别山深处的这座小镇,在我的心里突然神圣起来,从古朴的小街里升起一股文学的光芒,还有小街尽头,一道清粼粼的小河水,弥漫着一股无香的艺术芬芳。这本是一个让人特别激动的时刻,在我,哪怕将来过去多少年,这一刻的惊讶还将是惊讶。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
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嚓嚓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么!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简直是堆着放。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有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编辑仍属罕见,更何况《安徽文学》还是推动“伤痕文学”的名刊。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比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谁谁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黄冈地区文学界的几位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要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同一道山脉之下,同一片山丛之中,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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