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失升龙”——

“驻升龙的部队——即参加升龙战役的部队，是应越南国王之请求，进驻升龙‘协防’的；升龙的仗既打完了，自然就要撤了出来。”

然而，这样的解释，貌似自圆其说，其实木有鸟用，因为，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中法宣战之后、法国“越南远征军”即将兵临城下、我军方匆匆“弃城”的事实。

有人甚至说，不战而去，较血战之后，力不能支，不得不撤退，还要坏！——坏的多！

哼，守城的将领，本该逮问治罪——甚至军前执法的！就因为“上头有人”，便啥事儿也没有了？

对于科道的聒噪、坊间的议论，关卓凡只能保持沉默，他没法子公开说：我的“玄谟远算”，其实是“诱敌深入”啊！

越南的“戊辰政变”，对于中国，其实是“坏事变好事”——由此，越南朝野亲法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钦使以及钦使护卫团进驻禁城，直接掌控幼主，监督朝政，真正将越南中枢控制在手心儿里了。

戊辰年，即本年——一八六八年。

可是，“坏事变好事”的好处，也没有法子明说——你不能说，越南目下的局面，等同天朝经已设置了“驻越大臣”啊！

不然，越南人会咋想？

日本的事情，虽然已经得到了英国人的帮助，但是，英国人的介入，毕竟是有限度的——只限于“护航”；中国的“援军”登陆之后，就不关英国人的事情了。

事实上，因为只派了海军，没派陆军，到时候，英国人就有心继续提供支持，亦鞭长莫及了。

而萨摩藩肯不肯卖英国人的面子，放过中法战争这个推翻幕府的天赐良机，哪个也不晓得——想那萨摩藩，当年可是一言不合，就同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呀！

若萨摩藩不顾一切，径行起兵倒幕，单凭两个团的轩军，依旧无法阻止日本生乱乃至大乱。

毕竟，在日本这件事情上，关卓凡的对手——大久保利通，是他穿越以来，遇到的最强悍的对手之一。

“南堂”教案，后续种种，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但是，这些个“好事”，暂时都不能公开宣扬。

唯一能够说的，就是折冲樽俎，法国人终于铩羽而退，由“南堂”教案引发的外交战，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过，这个“胜利”，也只好点到为止，不宜大肆渲染。

因为，这件案子，确实“骇人听闻”，确实“开国以来未之有”，而未能阻止此案的发生，相关人等，包括关卓凡在内，都是失职的，因此，就“南堂”教案本身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件“好事”。

谅山一役，不必说了，不论怎样宣扬我军之英勇，都不能改变整条陆路补给线暴露在敌人威胁之下的事实——目下，我军确实“后路不靖”，补给线确实“不绝如缕”，真真正正，是一件大大的坏事呀！

事实上，悲观的情绪，不止于市井阛阓，亦不止于普通朝臣，在高层，甚至是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关卓凡是第一次听到如此乐观的评断——简直，比他自己还要乐观！

甚至，不止于乐观——赵烈文的话，对“法人”，对“内外宵小”，简直是出以轻蔑了！

而这些话，当然不仅仅是赵烈文的一己之见，他代表的是曾国藩，他表述的，是曾国藩的意见。

这——

这怎不令我心头火热，眼中放光？

“惠甫，”关卓凡挪了挪身子，形成一个微微前倾的姿态，“请道其详！”

“是！”

微微一顿，赵烈文说道，“中堂说，法人之所以‘汹汹’，说到底，是因为不了解我军的真实战力，把北宁当成了八里桥，把山西当成了大沽口！真所谓：不知今夕何夕？”

“中堂说，他虽然不曾亲自领兵对阵法军，但详考丁巳、戊午、已未、庚申诸役，对法军战力之估计，自认大致准确，不会离谱到哪儿去。”

丁巳——一八五七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已未——一八五九年；庚申——一八六零年。

“而我军之战力，法人不晓得，他可是晓得的——他参加过轩军的阅兵！轩军战力几何，他是心里有数的！”

“两相比较，他以为，轩军的战力，绝不在法军之下！”

“因此，我军怎么可能‘不战而逃’？又何必‘不战而逃’？所谓一弃沱灢、再弃升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乃王爷欲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灭此朝食罢了！”

关卓凡不由放声大笑！

“知我者，涤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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