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治上有此种但求无过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阶级采取的政治态度总是这样,第一,不办事,第二,但求免于督责,第三,督责所不及,便采取作弊的法子……”
低下一阵轻笑。许文夫几乎要笑出来。龙谦总结的官场三态颇为传神,他接手山东大学堂后所经历正是如此。
“不办事的方法,第一,推诿,就是干脆不办,或交给别人办。第二,延宕,就是将事情拖下来,希冀其自行消灭。官场的办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求免于督责,就是采取所谓说官话的手段,听起来完全正确,实际上都是废话空话,于事毫无所补。作弊乃是求自利,是阶级与个体的本性,历来如此,统治者作弊,被统治者一样作弊……
“各种政治,总是要先有了钱,才能举办。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但本朝最重要的赋税乃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即力役。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于是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也就是官府收了钱再雇人办事。而所谓折纳钱者,也不是向应该服役的人征收。而是设法将全县丁额,摊牌于有田之家,此所谓摊丁入亩。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本朝各县丁税,实际是有丁额的,并不会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圣祖于康熙五十一年颁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此,地丁两税便正式合二为一了……官府运作是要依赖资金支持的。税收为其正项来源。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比如列强之侵略,整军备战,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所以。为应对局势之变化,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以增加税源。鄙以为,文明社会之标志,可用税源来观察,社会愈进步,田税的比例愈低,直至彻底消除田税。朝廷施行新政,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大力兴办实业……含义正在于此。”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一是维持国内的秩序,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此两个目的,于是便有了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和平年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一种以兵的名义吃饷的群体,基本没有战斗力。回顾历史上各朝各代承平时代的军队,概莫能外。因为既无对立的外敌,又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势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都不会预期去打仗,于是建国初期强大精悍的军队迅速**了。但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用兵的目标,兵锋自然会转向内部,这又是最高统治者所最为畏惧的。因此绝对不敢加以整顿军队。所以,中国历史上,内乱既起,国家往往无可用之兵,要经过相当的阶段,新组建的军队才能发挥作用,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和建设,从而发展成长为新的强军。洪扬之乱与湘淮军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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