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注重证据？江云默然地注视着自己唯一的上司的面容，他其实已经不关心关在秘密监狱中的汪兆铭，那已经是个死人，失去了任何的意义，他关注的是那些尚未暴露的敌人而不是笼子里的囚犯。

“不，这不是我的规矩，我这一行不需要证据，我不审问只判决。”江云在心里对自己说。

要说有人真正理解他的内心，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江云的目光从领袖脸上移开，转移到了黑色办公桌上那盆苍翠的盆景上了，不再参与他们之间的对话。而他们之间的对话显然已经结束了。

伍廷芳虽然曾是孙文的阁员，但与汪兆铭并无深交，之所以提出此事，确实受了昔日民党要员的委托，见龙谦如此表态，“总统如此心胸，定能开拓一番从未有过的新局面。老朽在此谢过总统了，非是为汪氏，而是为天下黎民。”

“正是这句话。不过，伍先生啊，法治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即便中枢有此决心。要让下面都能正确地体察依法治国的本意，需要时间，更需要大量的视法律为生命的司法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体民众中普及法律，让民众知法守法，才是治标之策啊。”

“总统金玉良言，伍某牢记在心。总统如此明晰法治之艰难，伍某以为正是国家实施法治的前提啊。请总统放心，伍某一定竭尽全力，不辜负总统的厚望。”激动之下。一向崖岸高峻的伍廷芳竟然如此地表态。

如果明了伍廷芳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其人为何对于建立现代司法体系如此的热衷了。

伍廷芳不止一次地惋惜清廷的覆亡。在伍廷芳看来，清廷的新政不是花架子而是真干，而且，差一点就实现司法独立了。

研习西洋法律多年拿到英国法学博士头衔的伍廷芳自1882年自香港回国。从给李鸿章做私人秘书开始。到清廷下达修律大臣任命前。伍廷芳不过候补四品，十八个月间，清廷四次颁旨擢升其官职。参与修律时，他已是外务部右侍郎。

伍廷芳确实不辱使命，为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大干快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破产律》、《大清印刷物品专律》等多部新法都由其担当修订。

伍廷芳深恨肉刑。刑部监狱犯人死亡率高达35%，大量的犯人死于骇人听闻的肉刑之下，一定程度上是满清极端落后的司法制度造成的。

案子多，办案人员少，期限又太紧，不搞肉刑逼供没有更好的办法。清代寻常命案审结期限为六个月：州县须三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个月内解司，司一个月内解督抚，督抚一个月内报皇帝。盗窃及情节严重的命案、钦定的案件时间更短，仅两个月。超期则罚俸、降级。

1908年担任句容县令的许文濬，曾因上任一月就讯结“上控案”五起，“自理案”二十九起被评为先进，记大功两次。但每日超过一件的结案率，很难说其中没有冤情。

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清代县衙每年收到的呈词约在7000~10000份，最多可达15000份。即使只有十分之一需要受理，县衙每月应审案件70~100件，即便如许文濬这样的“劳模”也只能完成三分之一。

政策定成这样，基层自然就化压力为暴力了。所以，从1901年起，刘坤一、张之洞等有见识的封疆大吏便提出“恤刑狱”、“省刑责”“重众证”。而研习西洋律法的伍廷芳提出了“案以证定”的定律。

1902年，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刚从山东调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名保荐两名司法专家：“久在秋曹，刑名精熟”的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以及“练习洋务，西率专家”的出使美国的四品卿衔的伍廷芳领衔进行司法改良。

在伍廷芳和沈家本的主持下，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代之以斩决、绞决与监候。对于他们提出的严禁刑讯逼供，对小偷等轻罪培养劳动技能等方案，清廷全部照准。

1906年10月，清廷尝试推行司法独立。刑部改为法部，掌司法行政，不再具审判职能。原专司复核的大理寺改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法部设置总检察厅，最为最高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

这一切的灵魂人物就是伍廷芳。

可是，伍廷芳承认，清廷最后几年在司法方面的改良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果。正如龙谦所说，国家太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司法人才了，所以尽管上面有良好的意愿，但下面无法体会上意，依旧按照过去的办法行事，将朝廷的美意都辜负了。更为关键的是民众的愚昧，这一点龙谦也提到了，要加强教育，做到让百姓知法守法才是治本之策啊。

教育问题更为当紧啊。在山东效力多年的蔡元培竟然拒绝了民国的召唤，宁可留在山东搞他的高等师范教育，可见山东有吸引他的地方。早就听说蔡氏奉召入京了，但他尚未见到，据说是回山东公干了，很想早一些见到这位光复会的发起人，究竟将如何布局新中华的教育大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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