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生慷慨激昂,义正词严。
国内对他颇有抨击,将他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战争贩子,即便是袁世凯一系,也是背地里多有诋毁。
好吧,战争贩子就战争贩子,他问心无愧。
总有一天,他会证明给世界看,他李安生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不过,对俄作战,效果还是有的,最起码列强的猫爪没有了。
否则的话,今日交涉,明日逼迫,每天都有事端,列强将民国政府当成了烂泥,想踩就踩。
而中国对俄国宣战后,连一直不安分的日本也消停了下来,不敢过多的刺激东北军。
小日本鬼子,来啊,来就痛揍你。
李安生后世可是个小愤青,对日本恨之入骨,恨不得将日本彻底踏平,哪里能够容许日本趁火打劫。
东北军就像个刺猬,谁来都要狠狠扎,这势头吓住了列强各国,不敢轻易欺辱中国。
这跟人之常情没什么两样,人善被人欺,过度的软弱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变本加厉的凌辱。
蔡锷也很认同,他是个主张对外强硬的爱国将领,甚至提出了军国民主义的主张。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
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蔡锷未能诠释的“国魂”,在李安生这里却有了全盘的回答,那就是国之魂魄,民族脊梁。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国魂首先体现在了军队身上。
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要无条件的服从,民族危亡,要冲在第一线。
这次的对俄战争,既是对军队的考验,也是对国魂的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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