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幻灭》的写作时间一共化了四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等到印在纸上，自己一看，便后悔起来；悔什么呢？悔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这份素材。

《动摇》却是在"有意为之"而不是"信笔所之"的情况下，构思和写作的。大概化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构思时间占了三分之二。《动摇》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构思时间除外），也不过二十多天。后来，我知道，构思时间两倍或三倍于写作时间，倒是正常的。《追求》连构思带写作，共化了两个月。那时候，我是现写现卖，以此来解决每日的面包问题，实在不可能细细推敲，反复修改。印出来后，自己一看，当然有些不满意，有时是很不满意，可是这时候如果再来修改，谁也不肯再付钱，而我又家无余粮可以坐吃半月一月，因此，只好这样自慰：下次写新的作品时注意不要再蹈覆辙了罢。但不幸的是，依然屡蹈覆辙，直到二十多年后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也是预支了钱，限期届满，非交稿不可，匆匆赶出来，没有再看一遍就送出去了。主观意图和客观条件就是常常这样矛盾的。

我今天来回述这些琐屑的事情，并不想借此来辩解自己的小说没有写好乃不是自己之过。自知之明，向来还有一点（这应当感谢我的故世已久的母亲在我童年时对我的教育）。我回述这些琐事，用意只在说明：当我有了可能修改旧作的时候，我却又有另一种的矛盾心理。这就是当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重排这三本小说的时候，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如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当全书的百分之三。三本书原来的思想内容，都没有改变，这是可以和旧印本对证的。这样修改后，也印行了三年。现在，出版社有出作家们的"文集"的计划，把我也算一个，而且又向我提议：《幻灭》等三书的修改部分是否可以回复原状？这一次，我很快就决定了答复：不必再改回去了！用意不是掩饰少年时代作品的疵谬，因为一九五四年那次的修改本来没有变动原来的思想内容。用意乃在表示：我认为一九五四年出版社的建议（特别对于某些章段中的描写），基本上是对的；过去我这样认为，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

我对于《幻灭》等三书有过自我批评，见于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茅盾选集》的自序。这篇自序现在收进这个文集的第二卷，作为附录。

茅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于北京

补充几句

《幻灭》、《动摇》、《追求》等三书，一九三○年初改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即合为一册，总名曰《蚀》，前有照片，发型为分头，脸微向左侧，又有一"题词"，刊于扉页。"题词"全文如下：

这三篇旧稿子是在贫病交迫中用四个月的工夫写成的；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以构思，事后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种种缺陷，及今内疚未已。

现在仍无奈何以老样子改排重印，对于读者，不胜歉然；命名曰《蚀》，聊志这一段过去。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这是《蚀》的开明初版，我手头有的开明第十版已无此照片和题词。

我将《幻灭》等三篇合为一卷而题名曰《蚀》，除了上面"题词"中讲到的意思，尚有当时无法明言的：意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而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譬如日月之蚀，过后即见光明；同时也表示我个人的悲观消极也是暂时的。

《幻灭》等三篇题目都是人的精神状态，总名为《蚀》，则为自然现象，正像继《蚀》而写于日本的《虹》这题名也是自然现象，一九三二年笔写的《子夜》这题名也是自然现象。

茅盾 一九八○年二月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