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初年，流民四徙、土地荒芜，不要说边远地区，就是京畿四周方圆几千里范围内的土地，被开垦利用的也只占二三成。南方的情况较好，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流民和抛荒地。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朝廷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解决流民和荒地，是这些措施的核心。期间太祖、太宗两朝多次下诏，劝阻流徒、招集流民，奖励垦荒。

本朝之初，地方州县按传统做法，经常派人到乡村检查登记农民所开荒地，然后马上就对所有荒地征收赋税，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致使许多很容易开垦的荒地也长期无人开垦。太祖发现这个问题后，于乾德四年(966年)颁发了(《劝栽植开垦诏》：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地者，非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宣布对农民只征收熟耕地的赋税，垦荒地永远不检查登记征税，激发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

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影响农业生产能是否迅速恢复、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开荒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其生产积极性不但高于原先均田制下的附庸农民，也高于向地主租田耕种的佃农。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如果说，北方耕地的增加主要体现为垦荒，那么，南方主要就是开发圩田。圩田就是围田，是在江南滩涂上围出来的农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最初是江南无地农民在无奈之中采用的垦荒方法，后来成为江南平原地区增加农田的主要途径，连国家也参与其中了(官圩)。

耕地质量提高的标志，是水田、灌溉地的增加。我朝是历代以来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朝代，无论是渠堰的数量和规模，还是农田灌溉的面积，都远远超过前代主朝。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朝廷一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在水田建设方面，北方的自然条件没有南方好，但在认识到水田优越性的基础上，大家还是努力地进行了尝试。本朝初，河北水涝成灾，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上书建议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当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太宗表示支持，于年淳化四年(993年)任命其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让他带1800名镇兵到河北各州建设水田。第一年，水田建成了，种的水稻却因河北霜早而颗粒无收，第二年，他改种从江南引进的早稻（占城稻），终于获得成功。

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联名上书，指出搞好农业的关键，必在乎修垦田之制，建用水之法，并认为水田优于旱田，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又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备。太宗非常欣赏这份奏疏，迅速派出两名官员到各州考察水利建设之事。由此可见历代君主对农业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