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培山不吃他这一套,当面表态不但抓的人不放,还要追查背后的组织者,查出来后严惩不贷,吓得钱有余背后冒出一阵阵冷汗。
果然第二天就成立了专案组,进到月塘村挨家挨户找人调查,吓得全村鸡飞狗走,专案组查了几天,整理了一大摞材料,件件材料都指向他钱有余,钱有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月白一溜烟飞到杭州去了,半点联系方式也没留下。
专案组抓不到钱有余,就放话出来说,只要月塘村签署协议书,就可以放人,而且不再追究。条件是月塘村的征地款不许再提。
得到消息后,钱有余才敢在春山县露面,还不敢去找关书记,悄悄跑到刘启蒙县长家里,送去一盒西湖龙井,请刘县长出面担保,把此事了了。
有了月塘村上访的事,郭伟心里也就有数了。反正这钱又不是自己贪了,于是就出现了他的三三制。
他知道三三制的结果肯定会有许多麻烦,搞不好会把头上的乌纱帽给弄丢。但现在迁址的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迁址的事做不好,他就没政绩。没政绩倒还问题不大,主要是他在许多场合都说了要迁址的事,如果到头来弄得烟消云散,他以后的形象就会像一滩烂泥,扶也扶不起来。
郭伟推行他的三三制是铤而走险,政策出台后,他每天心里像装了个吊桶一样,上上下下地翻滚,寝食难安。
听到我的这个主意,仿佛眼前一片春光明媚。
“你说,农转非这个事,好不好办?”他心里没底似的问我。
“我也没办过。但现在社会上确实流行农转非的事,很多人打破脑袋往里钻,怕是不太容易。”我说,又开导他:“别人可以办,我们就应该能办。这个政策,怕是派出所比我们要熟悉,要不叫郝强所长来一趟?”
郭伟眼前一亮,赶紧吩咐我打电话叫郝强,特别嘱托我要把管户籍的柳红艳也请来,她算是我们派出所的专家。
打过电话不到十分钟,郝强就风风火火闯进来,一进来就扯着嗓子吼:“谁又在书记办公室闹事?”
一眼看到屋里就我和郭伟两个人,立即换上一副笑脸说:“我还以为又有人来闹事了。老子今天可不客气了,抓到就关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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