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极有涵养，对此反而含笑以对，示意袁洪愈继续说。

“至于出新……”

“王门正统在钱绪山，其恢宏师说，论学宗旨主阳明晚年所陈，事上磨练。”

“以‘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在。’立论，力陈在事上‘行著习察’，以达在认识上泯灭‘气拘物蔽’。”

“王门别宗李卓吾，独辟蹊径，开普世之说。”

“以‘抽象天理于人，人以实践明道’立论，主张人在理上格知，贴合世情。”

“朱王兼修在薛方山，取‘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具于心’，‘格物穷理，先知而后行’二句，融会贯通。”

“整合朱、王，主‘务从实践’，身体力行，而后求诸本心。”

“子曰，心即本体，子曰，格物致知。”

“如此，钱绪山、李卓吾、薛方山，岂非殊途同归于朱子？”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格与致、物与知，并非某一事物或学说，而是一种极致意义上的整体存在，称之为理。”

“这是朱子理一分殊的精髓所在。”

“与二程不同，朱子着重发现在理的形式之下物我一体之状态，也即是使人在理之下，达到物我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架构其本体与外在之区分，以此实现对本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超脱。”

“这便是我方才说的阳明矫枉过正！”

“如今看来，若欲推陈出新，当归于格物致知一道！”

复古作为大儒必备的技能，其源流，往往又是因为世情如此——过得不好的时候，总会将以前某某时候作为论据，其根本，还是想将其作为改制的依据。

礼乐崩坏，就讲三皇之制。

诗坛不兴，则念巍巍盛唐。

经学陷入迟滞，同样免不得在故纸堆里翻找一二。

心学如今放荡不羁，以我为尊，理学的好处，自然使人憧憬。

钱德洪晚年转向，与王龙溪决裂，口称“吾党于学，未免落空，细处堪磨，始知自惧”。

薛应旂更干脆在师事欧阳德，受王守仁之学后，更换门庭，师从吕柟转修理学。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单以实践二字，同样出于“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论述中。

哪怕推陈出新，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用以填补理学，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继续往下推演。

同样，这番话中，既有朱子的陈，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