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

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

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

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

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

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

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

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

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

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

“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

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

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

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

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物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

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