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于县城北郊文山村塘头小组一个农民家庭，名叫三英，母亲一生生育了五女、六男，受尽了苦难。老大，嫁醪桥乡槎滩刘家；老二，嫁邱陂乡金城大队枫树排娄家；老三，嫁醪桥乡西坑村刘家。她们三人都不识字，小小三寸金莲，在农村苦了一辈子。大姐、二姐都未能善终，惟三姐子孙满堂，年高寿长，于2014年99岁去世。

三个姐姐之后就连生三个男孩子，老四（大哥）张学有，老五（二哥）学优（长到18岁得天花夭折），老六（三哥）学熙，老七贞姐，她是唯一读了中师的女性。老八是我——学逊，老九宗弟，老十九生（他长得非常英俊机敏，可惜长到八岁时得天花夭折。他的早逝，给我父亲心灵上造成很大的打击），老十一，送人托养，一岁时也夭折了。

母亲一身就像一台生育的机器，一连生了十一个孩子，扶养子女、操持家务耗尽了她全部的心血，父亲早逝，一个大家庭的衣食住行，读书、出嫁、当门抵户都靠母亲来把持，千斤重担压在她那瘦弱的肩上，这是多么的痛苦啊！家庭的重担摧垮了她挺直的脊梁，她过早地衰老了。母亲十六岁多嫁到我家，带来了几亩薄田作为嫁妆，以后父亲生病又卖掉了一些，只乘下二亩多左右，靠收点租谷养活一家人。

祖父在时家里有几亩田，据说是婆婆带来的嫁妆，后来都被祖父吸大烟卖光了，到父亲这一辈时只留下三间破房子、一间伙房及母亲带来的几亩田了。

……

大哥青年时代在洪都二中求学，1940年考入巴郡大学外文系，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还没占领西南，大哥要经湘省、普阳省，北上进入天府，再至巴郡。为了让大哥去上学，家里想尽办法，都难凑足旅费，幸好大垇姐夫借了十几担谷子，邱陂二姐夫也支持了一点，加上大哥的好友庆云、谋猷各助银元若干，才顺利启程。

母亲和几个姐姐帮忙打点行李，把春夏秋冬穿的衣物和蚊帐一股脑儿地往小皮箱里塞，胀鼓鼓的还是装不下，于是又精简，母亲担心在那遥远的地方，举目无亲，没钱没穿、受冻挨饿，总想多带点，父亲看了，凶了母亲一顿，母亲难过得到一边拭泪。

这是她第一个儿子出远门，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父亲对大哥叮嘱又叮嘱，勉励又勉励。

出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一家人坐在破旧的半边小厅里，说不尽的离愁别绪，絮絮叨叨，等我们睡了一觉，还看到父母在同大哥切切私语，这时鸡已叫了三遍。

1941年春，大哥出发了。母亲想着儿子远走千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眼泪像掉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几个姐姐也陪着母亲流泪。我那时还小，没有亲人送别的伤感，对大哥能远走高飞非常羡慕，跑前跑后，总想点燃那挂象征吉祥如意的长爆竹助热闹。天府巴郡，对于我们文山人来说，那是一个天远地荒，但又十分神秘的地方。

天微明，在热闹的爆竹声中，一辆古老的独轮车，一边装行李，一边可以坐人，推出了张家的大门。大哥要先去金滩坐汽轮船（我们叫洋船），到天原后搭汽车经湘省、普阳省去巴郡。

大家送了一程又一程，直送到观音阁，母亲和我们还要送，被父亲大声呵斥才止步。大哥临上独轮车时，转身向父母跪下，拜了一拜，站起后抱着母亲大哭起来，我们都被感染了，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母亲声音嘶哑地说：“崽啊，多注意身体，崽啊，有时间回来过年，崽啊……”

一声声崽啊、崽啊的呼唤，寄托了慈母多少恩爱。怕误了上船，父亲催促赶快上路，随着独轮车发出“咿呀、咿呀” 的声音，大哥渐行渐远，父亲忍不住大声说：“到了那边就来信啊！”我和姐妹们挥动着小手，哭作一团，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里，我们才返回。

大哥每过一周左右，就把到达的地点以及路上所见所闻，用明信片寄回来，每当收到来信，父亲赶快戴上眼镜，一遍又一遍地念，我们也聚精会神地听，分享大哥旅途的快乐，当听到大哥平安到达巴郡、身体很好时，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口里念念有词：“托祖宗的福，保佑儿子。”

这一去大哥再没有回来过。大哥五年大学，孤身苦读，家里没有一文钱寄去，后来他自己说：“有时连买一小包花生米的钱都没有，只能写文章，换点稿费。”

后来日本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国土，南方许多省先后沦陷，从此我们与大哥失去了联系。老父老母牵肠挂肚、朝思暮想之累，可想而知。

1943年，父亲去世，大哥也没能回来见上一面。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大哥仍无音讯，真把家里人想坏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代末，母亲突然收到了大儿子从香城寄来的信，于是有了联系，1957年母亲要求去岛省，大哥得知后很快发来了信函，我从南诏省回来探望母亲并帮母亲办好了去香城的手续，就急着赶回南诏省。1957年8月由宗弟护送母亲到香城出境，大哥在边境桥南岸迎接，完成了历史性母子团聚。可爱可怜的母亲终于能想想清福了！

谁知我们亲爱的母亲，从此再没有回到故乡，1977年病逝于岛北，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