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贻误生弊等情，即将该督抚司道立行从重处分，以为大吏溺职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应而扰民矣。“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书者一，嘉兴钱陈群。官侍朗者二，静海励宗万、鄞县邵基。官总督者二，上蔡陈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抚者四，新喻晏斯盛、滋阳乔世臣、安居王恕、汉军孙国玺。名儒则德州卢见曾、孝感夏力恕、会稽鲁曾煜、宜兴储大文、归安陆奎勋、金溪冯咏、闽县谢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

海盐彭羡门孙遹，顺治己亥进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讲官。上特命进讲《大学。乐只君子》一节，音吐宏亮。

极加称奖。时《明史》久纂未成，命为总裁，赐专敕。异数也。

松江滨海一日两潮，历久不易。康熙戊戌重九日，华亭王相国顼龄拜入阁之命。是日潮忽三至，咸以为异。

朱竹垞以检讨被命纂修《明史》。有《上总裁七书》，最为详赡。兹录其一，曰：“彝尊来自田间，学无师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备员纂史。受命以来，憢々惴惴，伏念史尚三长，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犹幸有阁下总率之，可以无恐。

今开局逾月矣，顾未见体例颁示，窃有所陈。造门者再，未值归沐之暇，敢奏记于左右。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制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记》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无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义儿》、《伶官》，《宋史》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于帝纪，卑之则冠于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余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兴献王于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而已，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志刑法者，前史第陈律令格式而已，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宜何以书？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朵颜之三卫，曾入版图，旋复弃之，又藩封又建置、卫所之参差，宜何以书？至于土司之承袭，恭顺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志》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监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受世禄，奉朝请，于义何居？若竟置不录，难免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又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藁三卷，已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藁，书法相违。匪敢扬己之长，暴人之短，但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俞月而讣至燕，燕王抵准安，敕令归国。斯《太祖实录》史臣曲笔，谓用事者矫诏却还，当在是年之秋也。时方执周、王橚废为庶人，东齐王抟有罪，召人京留之。燕王方虑祸及，归国后恐，因简壮士为护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