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兖州城,天策府。
这段时间,天策府各地的商贾、士绅、大户人家,甚至是与天策府关系不错的周边藩镇的官吏、商贾都先后接到了请帖,天策上将李继业邀请众人前往兖州城做客,说是有一件用钱生钱的大生意,想要与众人一起来做。
至于李继业对众人所说的是什么生意,此时李偲升已经十分清楚了,其实就是后世所说的钱庄!李继业准备用钱庄来解决商贾提出的钱财沉重、不便携带的问题,顺带手还要用钱庄来吸纳资金,为天策府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其实钱庄的前身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具体钱庄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根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一书中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当年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钱庄,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钱庄。”
也有人认为:“山西钱庄在满清康熙年间产生,但在当时钱庄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 《何义门先生集》中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钱庄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而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钱庄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钱庄”。
当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
所谓的“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
这些史料李继业都是知道的,但是李继业确实认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而此时各地藩镇也肯定出现了钱庄的雏形,可是绝对没有形成气候,执行的业务也是最初级的借贷,俗称高利贷,至于飞钱之类的业务,现在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毕竟各地形同割据,除了天策府之外,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支撑钱庄的生存,现在各地存在的一些商号也根本不是什么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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