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
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但是自朱元章之后,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
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
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
朱元章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
自朱元章之后,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
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
仁武朝之前的时代,出现了大学士不“票拟”,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中旨”,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旨”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
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
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
那时候的大学士,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他们不票拟的做法,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
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
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
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
“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谁去给皇帝办事,以后有你好果子吃!”
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
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
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
作为皇帝的朱简炎,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
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
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
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只管文化、礼仪、教育,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只管官僚体系建设,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只管军事预算,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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