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商人奢靡风气

范纯仁在汴梁城留了近七日，正常述职之外几乎都在福宁殿陈述抑商的重要性。

除了封建时代抑商的本能之外，这也是两度担任宰相的朝廷大员待在除了东西两京之外商贸最繁荣的两浙地区，透过所见的现象看到了背后的隐忧。

第一点毋庸置疑，商人的谋利性总会促使他们为了利润不惜违反律法，无视民生，这与儒家倡导的思想肯定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点则又与土地有关，农户辛苦忙碌一年，除去赋税勉强够一家温饱，若是遇到荒年常常食不果腹，从事手工业或者到与商业有关的各种行当做雇员没有农户辛苦，收入又比农户多，这会使各地的农户想要变卖土地往主要的城里涌。

放以前的时代，到了如汴梁城这等都城一般人是不好生存下来的，毕竟没有繁荣商贸支撑的话，普通人在这种地方很难谋到活计。

但是到了大宋，商贸之繁荣是封建时代的巅峰，后世的元、明和清都无法望其项背。

光汴梁城商业、手工业就有六千四百多户，按行业划分，有鱼行、肉行、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米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等等一百六十多个行业。

在封建时代这就需要海量的雇员来运营，只要肯吃苦，愿意背井离乡去汴梁城闯一闯，总是可以寻条活路的。

这也是汴梁城从内城到外城一扩再扩，巅峰时期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要抑商其实手段很有限，以大宋现在对土地的控制程度，把商业的繁荣限制了，那必然会导致无业人员大增，他们又无土地耕种，根本就安置不了。

何况，时代发展到了这一步，再把人赶回去种地，更像是固步自封。

范纯仁提出了几项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别说是范纯仁，商税超过农业税在历朝历代都是首次，没有前例可以参考，要创造性的出台法令，来促使国家在商业和农业上达成平衡是非常难的事。

终于在商议了差不多七天之后，赵煦拟定了一个不太成熟，但可以去尝试的方案。

第一，降低一到两成农户的赋税。

如今因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尤其是方田均税法查到了大批量不纳税的隐田，朝廷征收的粮食足够开销，甚至能够撑起两线作战。

各地府库的粮食除了备用荒年之外还有盈余，这说明农业的赋税有降低的空间，降低赋税就是旨在改善民生。

第二，在原有基础上增收一成商税。

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商税最早起源是在周公时期，当时失去政权后的商朝遗民，多从事贩运、买卖商品的行业，俗称商人。

周朝统治者对其征收的税主要有关市税和山泽税等，之后就形成了定制，各朝的变动无非是增加市税和山泽税的某个名目。真正完成对商税制度变革和发展的是大宋颁布的《商税则例》，朝廷为此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商税务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