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徽感觉这五方上帝的『真经』,其实也在贯彻着斐潜的一个观念,就是只要真正的经学,而不是那些后人假借前人之名杜撰的东西。
前人做前人的经,后人写后人的书,说起来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人非要牵扯到了前人,并且以前人的经文作为后来者的标准,或是背书,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新作没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
华夏前进的思想,应该年年都如新开的花一般的灿烂,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如古花一样的苍老。
古文经的诞生,和今文经隔了一代人。
而且司马徽如今发现,古文经其实有三批,或者说是三个版本。
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版本……
也就是从孝文皇帝,到了孝景皇帝。
司马徽之前为什么觉得古文经是真的,主要是因为古文经一个是在孔氏府内被发现的,另外一个是刘余这个人据说是从小有口吃,好声色,养狗马,没有争帝位的能力,也就不存在利用古文经来争功了……
鲁恭王所得,或许应该是真的,但是那些书籍,并没有什么后续的动静,便是无所踪了。
司马徽一度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但是现在想起来,在可惜之外,就多了几分的可疑。
毕竟以常理推之,既是鲁恭王坏孔宅所得书,似乎此本就不应有孔安国家人再献之事。孔安国所谓家藏本和鲁恭王的孔壁本,很可能并不是同一个。
孔安国的古文经,应该是第二版。
孔安国的版本,是『古以今之』,也就是用今文的方式去解读了古文。所以虽然名义上称之为古文,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并非真的完全是古文。
那么第一版应该在谁手中呢?
司马徽觉得应该是在刘歆手里,刘歆是淮南王刘向的儿子。而刘向的父亲是刘德,刘德又是刘余的兄长,所以如果说鲁恭王刘余获得了藏书,然后作为一个喜好走狗飞鹰,声色美女的家伙来说,将书籍送出去给自家兄弟之中喜欢这些经书的人,似乎才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推断。
刘歆对当时的博士只传授今文经,不传授古文经非常不满。于是上书汉哀帝,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燹书之后新编的经书,和古文《尚书》相比根本就残缺不全。请求立古文经《毛诗》、《左传》、《礼》等古文经于学官之中。
只可惜啊……
刘歆的古文经没赶上好时候,经过他整理的经文可能是真的,但是没过几年,王莽掌握了实权,王莽为了便于推行自己的改革,便想到了『托古改制』,于是刚刚站稳脚跟的『古文经学』正准备大干一场,把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却因为王莽的倒台,刘秀的崛起,而突遭变故,尽数团灭。
此外,司马徽在东观藏书之中发现,其实在汉成帝的时候,还有一个姓张的,搞出来一百零二篇的《尚书》献给皇帝。皇帝命人从库房里找出当年孔安国的献书进行比对,发现同样的篇名却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所以至少在汉成帝的时候,古文经就已经是好多版本了,而且孔安国的版本,至少在汉成帝的时候依旧在皇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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