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难怪了。

法家诞生于儒家，却是一个不孝子，和儒家走向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大师荀子，他有两个最有名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这两个人却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最终为秦朝的大一统，贡献出了非凡的力量，所凭借的，便是法家的思想。

法家的思想并不是最完美的思想，甚至和其余比如儒家道家墨家相比，不管是从理论深度上，还是从世界认知上，都有一些欠缺，甚至连逻辑上的思辨理论也同样有些不足，法家只论对错，少有解释，甚至是不解释。

但是法家却是所有学派当中最现实的，最具有可操作性的，而且可以立竿见影的社会人文早期的组织领导管理理论。

法家的中心思想和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完全不同。儒道墨都认为最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儒家推崇尧舜时代，墨家推崇夏禹时代，道家推崇上古的伏羲神农时代，阴阳家建立的宇宙论则是崇尚混沌的阴阳宇宙，充斥了不可名状的神秘感。

法家则是个异端

法家完全不认同文明的最好时代在过去，而是认为过去的情况和今天不同，今天应该务实的看待新环境，用新的办法来解决新问题，而不是一味想着回到过去，那是一种“愚蠢”的思维方式。

法家的这种极度现实主义的思想倾向，与先秦其他学派大都讲“道”完全不同。其他学派虽然主张各有不同，但都声称自己是“道”的合理性的体现，而这个“道”则是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自己的学派主张并没有违背自古以来的这个“道”。

但是法家不用去论证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是否符合自古以来的“道”，只要现实上能操作，能实用，被君王采纳就行。

或者可以说，实用性就是法家的“道”。

法家的治国理论也是非常现实的，根本不像儒家那样期望人人向善，成为君子，最终得到一个和谐的“大同”世界。法家只考虑让人“不作恶”就行，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建立完备的法律，然后严格的进行执法。

在法家看来，“立德”是没有意义的，人格感召是没用的，因为法家相信“人性本恶”，任何想对人性做出劝善的工作都是徒劳的，只有靠外在的方式，甚至是严厉的方式来约束人才有效，否则社会就不可能治理好。而这种治理方式就是法律和君王的威严，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帝王术”、“驭人之术”。

再讲的简单一些，法家的人就是认为，作对事的，就要赏，做错事的，就应该罚。

因此贾诩对于关东士族的态度就是这样了，既然大汉朝堂在他们的掌控之下没有做好，那么这些关东士族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应该去官的去官，应该查处的查处，应该处死的便处死，若是关东士族不肯做，那么贾诩就借李傕和郭汜的手来做……

或者，像是现在这样，也想借斐潜的手来做。可是为何贾诩会认为斐潜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文和，莫要忘了，某乃河洛人士也……”斐潜也有些苦笑。河洛来说也算是和关东比较密切吧，要斩关东士族，岂不是连自己都斩进去了？

“君侯此言差矣……”贾诩却摇了摇头说道，“……君侯权掌并北之卒，定平阳，平白波，战美稷，复阴山，驻壶关，笼上党，掌太原，凡此种种，已与关东如同水火……”

“……除非，”贾诩看了一眼斐潜道，“……除非君侯解甲归田，退隐荆襄。”

斐潜默然。

这个选择，可能么？

明显是不可能的，现在就算是斐潜愿意放下，恐怕很多人都不愿意，况且有一个韩文节的例子摆在前面，又有谁敢放下？

不过，贾诩这样的表示，是为了什么？是表示他觉得相比较其他的诸侯来说，斐潜还算是一个偏向于关西侧的选择？或者还是属于先行保命的委蛇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