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一任，几任领导都是这样，知道浙江经济要发展，除了依靠民营经济，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也就因为这样，开始的温州和杭城、柯桥，后来的义乌和路桥，浙江的市场经济，一直蓬勃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面，这个，没有胆识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浙江人敢干敢闯，温州人普通话都不会说，就敢去全国跑业务。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就敢出国去闯荡了，包括绍兴、萧山和义乌，浙江人什么不敢做？可以说是催生了我们国家改开后最早的一批企业家。

“这个才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企业家的资源，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干着农活，今天走上田埂，脚上泥巴都没有洗净的人，就开始做企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硬是边学边干，把企业做了起来。

“你要是去看看绍兴，我可以说，就是世界纺织史上的奇迹。不用你政府去号召，去推动，绍兴的企业，自己就在倾家荡产搞技改，搞企业的更新换代，几十年的时间，从最原始的家庭小作坊，发展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织企业集群，还把产业的上下游都打通了。

“怎么做到的，没有一批敢做敢想敢试的企业家，可能吗？单纯靠政府的推动和号召，可能吗？可以说，浙江的发展，也是官民同心的结果，上面有有远见有定力的主政者，下面有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才会有整个浙江的经济发展，缺哪一个都不行。”

郑教授说着的时候，盛春成想到了兰总和自己说过的，他们创业的故事，虽然兰总和老万比起来，已经是第二甚至第三代企业家了，但他们创业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那种吃苦耐劳的能力，还是一样的。浙江人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传统，可以说是一直传承着。

“我老太太打过交道的企业家，没有几千，也有几百，现在还在的，经过大浪淘沙，能幸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被淹没了，从最早的步鑫生，到后来的陈金义、裘德道等等，这样没落消失的企业家太多太多了。

“不要以为，企业家是很容易产生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后面，都有无数的失败者，成功的企业家，是由失败堆积起来的，太不容易了。

“虽然这些年，他们事实一直被当作救急的尿壶在用，但他们不是尿壶。不能你今天日子好过了，就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怎么看都不顺眼。觉得就是他们能赚到钱，也是因为自己的英明，没有自己的英明，他们什么都不是。

“结果呢，等到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些自以为英明的，就傻眼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想起企业家来了，说要保护民营经济了，不能这样，经济发展是有延续性的，企业家的成长，也是要有延续性的。

“做企业的不是笨蛋，他们的嗅觉都是很灵敏的，惹不起，人家躲着你可不可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资产在外移，有这么多企业家撂挑子不干，也在外移？有没有真正地去探讨其中的原因，检讨一下，我们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法规，究竟有没有落实下去。

“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累积出来的企业家阶层，和这种创业的氛围，你要去破坏很容易，一个文件就可以。但是，当我们这个国家，企业家整体消失的时候，经济还可能好吗？靠谁去管企业，下派公务员去？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我前面说改开之后，浙江的一些有远见的主政者，他们不光有远见，还有分寸有定力，知道斤两，不会忘乎所以，只知道脚踏实地地干。

“说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过交道的官员，沉祖伦，他当浙江省省长的时候，中央准备提拔他当书记，征求他个人意见，结果他婉拒了，他说自己还是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书记。

“他这个省长，确实做得很好，对我们浙江的贡献很大。像现在那些削尖了脑袋，拼了命也想往上爬的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境界和气度？有没有这样的自我认识？所以我说，浙江能发展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上上下下，有这样一批人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