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欧洲的生物学在那时期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动力是大航海时代后欧洲的航海家从世界各地给欧洲带回了许多新奇的动植物。
欧洲的博物学家必须要搞出合格的分类法,才能够把这些动植物的类别给弄清楚,如此才能根据动物之间的相似关系知道:该给那些贵族的动物园中的奇怪动物喂什么东西?该给那些贵族的花园中的奇花异草施什么肥料?
这样的分类学工作又启发了后人打通物种分类的思想,由此便诞生了进化论、用进废退论等等近代的生物学理论。
此时的大明虽没有这样的研究需求,但是博物学家千百年间做的研究工作却是殊途同归的。
大明的博物学者主要的工作也是分类。
比如在生物学上,中国最古早的分类方式是“花鸟鱼虫”,花指代一切植物,鸟()
指代一切鸟类,鱼指代一切水生物种,虫则指代一切陆地动物。这种分类方式明显太过粗疏,陆地上的动物千千万万,全部用虫来指代,就只能把老虎叫做大虫、蛇叫做长虫,至于更详细的老虎和蛇的种类区别,那就根本难以命名了。
后来历朝历代的博物学家所在探索的就是更加详细合适的分类方法。
屠本畯自己就是个颇有创新的生物学家,他的《闽中海错疏中除了将海洋中的生物分为有甲的“介部”以及无甲的“鳞部”外,又在各部下加上细分,“比如鳞部”下又分“鲤”“鲫”“鲂”“鳉”等等鱼类,每一种鱼类又有细分的属。
这种一层一层的分类方法,虽然严谨程度远远比不上林奈提出的科学分类法,但是所用的思想已经极为相似。
而此时大明的地理学家也在做类似工作,他们会根据山川地势将各种各样的地理情况记载下来比如“斗字山”、“门字山”等等,这些研究结果不少又成为了风水学的内容。
千百年来博物学家都在做着分门别类的工作,而现在王文龙提出的生物和地理演化观点,一下子将这些门类之间给打通了,这绝对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明的博物学一直在死心地给各种东西分类,而现在王文龙却提出这些类别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有尾的生物经过多年的演化能成为无尾,如今是高山的地方在多年之前说不定是海底的深谷。
王文龙不仅是给出这样的观点,还拿台湾黑熊和福建黑熊之间的亲缘关系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动物演化的观点一旦提出,后面可发挥的空间可就太大了:比如动物在演化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中间物种,只要找到中间物种就能找出不同物种之间的演化证据。
大明的地域范围还是太小,此时不少大明学者找出来的演化证据都是错的,比如没过几年就有一群学者硬拉着一种鹿说成是鹿和羊之间演化产生区别的中间种,而且从分类学角度讲的头头是道,这东西甚至登上了后来的教科书,成为演化论的重要证据,直到几百年后才被分子生物学证明是错误的,三个物种之间根本没有啥太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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