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不久顺治便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得以以叔父的身份同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在朝见时不再向顺治跪拜。并且从改称“王上”。为了将大权收归于自己手中。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于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多尔衮在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这次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官的建议下满清为了进一步拉拢控制区中的汉族士大夫以达到以汉制汉的目的。便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年八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崇拜。并规定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即“遣官祭关圣帝君”。

在内政方面除了照搬明朝原有的制度和法令。多尔衮在税收上革除了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并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借鉴明朝的教训为了打击太监势力。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而在《剃令》问题上多尔衮终于也做出了让步。北方各地的反清起义让他意识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多尔衮改变了先前的命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悉从其便”。极大的缓解了北方汉族的仇恨情绪。在历法方面多尔衮根据法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不用中原当时流行的《大统历》和《回回历》。而是改用欧洲的《时宪历》。使西历顺利进入了清庭。当时的不少汉官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多尔衮的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包括两黄旗的索尼、鳌拜以及正白旗苏克萨哈在内的满州贵族的不满。这些人虽是敢怒不敢言却也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务实的。后世的史学家对多尔衮的这些举措十分感兴趣。经常将其同孙露在1645的一系列政策做比较。双方在对待、税收、科举方面的政策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就连历法双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西历。但其本质目的又是如此的大乡径庭。如果说多尔衮是致力于“集权”的话那么孙露就是致力于“分权”。讽刺的是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两人都是用异常极端的手段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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