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宗见状也不敢多问,又说了几句话,便带着小乙他们告辞了。送走了他们,王文佐这才送了口气,他盘算了下自己在长安的收获,不禁又兴奋了起来。
首先是上层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是在社会上混得,最要紧就是天线和大腿。在基层累死累活、流血流汗,到头来成绩全是别人的,过错都是自己的,归根结底就是上头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中层又没有肯替你说话的领导,自然啥好处都没有,啥坏处都跑不掉,这种事情王文佐在穿越前见得太多了。而这次来长安,不管是打马球也好,还是平定叛乱,王文佐在天子、皇后、太子心里都有了位置,这可比官职的升迁要紧多了,只要有了这个,一点小功就能变成大功、犯了过错也有再起的机会,朝里有人好做官嘛!
其二便是官职,毕竟官僚组织里,权力总是和一定的官职挂钩的。王文佐现在是正五品的定远将军,倭国抚慰大使、熊津都督府行军司马,这就是说王文佐同时兼具有在熊津都督府处置兵马、参谋军事和对倭国外交、军事的双重权力,考虑到后者他只需要向朝廷负责,实际上他的权力范围是非常大的,甚至身为他上司的刘仁愿也无权干涉后者,可以说是独任之官了。
其三就是人手了,王文佐出任倭国抚慰大使之后,理论上就有权力开府征辟僚属,建立隶属于他个人的幕僚班子,而作为熊津都督府行军司马,他又有一定的军事权力。前者他打算用来安置投靠的倭人使团、百济人以及原先跟随他的乡党同僚。但是后者就比较麻烦了,由于府兵制的缘故,原有的百济唐军肯定不可能长期驻扎当地,必须定期轮换。而对于唐帝国来说,百济已经是一个非常次要的战场了,有限的兵员肯定是要补充在更重要的方向,偏偏百济又是一个距离本土很遥远的国家,因此不难想象被派到百济来的会是什么样的歪瓜裂枣。以这点可怜的兵力守卫百济都很艰难,更不要说支持王文佐对倭国的军事行动了。王文佐原本是打算从与自己结有恩义的百济人,比如桑丘、王篙、黑齿常之;倭人降众,比如物部连熊等人,获得人手组成所需的军队,但根本还是薄弱了些。这次从长安若能募集一两千人去百济,训练以后拿来当老营,那就把这个缺憾补上了,行事方便了许多。
第四就是钱粮了,打仗说白了就是打钱粮,经历了三年的平叛战争,百济早已是民穷财尽,无论谁坐那个位置,谁都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先让老百姓能吃上糠,再来考虑其他的事情。所以王文佐去百济之后,也不可能从百济人身上刮油水——反正刮也刮不出。那剩下能做的无非是晒盐、打鱼、贸易、修寺院搞香火钱等事了,而这些事情是要本钱的。本来王文佐还想着能不能找谁再借上一笔钱,现在来看就完全没必要了,刘为礼的一半家产,加上从祆庙敲得竹杠,王文佐的身家已经快赶上在成都、扬州、越州、徐州、安阳这些大郡当十几年刺史了。宦囊饱满,可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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