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何不自己离开村子去见见世面呢?”王文佐问道。
“您又在说笑话了,我侯二一没当官差,二又不是商贾士子,离开村子还不给人当逃奴抓了去?”侯二笑道。
“这倒是!”王文佐一愣,旋即笑了起来。从唐中叶开始,一直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影响十分深远的变迁,历史学称其为唐宋之变。大体来说,税法从租庸授田变为两税法,城市由坊市变为市民混杂居住,而农民也获得了迁徙的自由。
在唐初的授田制度下,国家依照丁口授予每个农民相应的土地,而农民则承担租庸调等义务,农夫死后大部分田产必须归还给国家,然后再授予其他农民。显然此时的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否则无论是授予收回土地,还是征收租庸调都是无从谈起的。而安史之乱的战争摧毁了旧有的授田制度和户籍,于是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简单的来说废除原有的租庸调,改用地税和户税,每年夏秋两次征收。征收的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显然,两税法的征收承认了人口流动的现实,给予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作为一个后来者,当然不能简单的用“好”、“坏”来评价这次变化,因为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没有好坏之说。不能认为推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等制度的初唐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压服四方,大唐国势鼎盛;而推行两税法之后的唐中后期,乃是五代两宋,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优势大为削减,甚至遭受入侵,被边疆势力所政府。所以前者就是好的,后者就是坏的,乃至要推行复古,兴井田,建府兵,重新恢复初唐的军事盛况。
这种想法在宋儒、明儒中非常普遍,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一下宋明两代的文人书信集,就经常能看到各种恢复古制,授田于兵,自耕自食,且耕且战,恢复汉唐旧制。这说明在开脑洞这种事情上,古今键政家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宋人明人想的是学习汉唐,今人学的不一样罢了。
那为什么宋人,明人复古做法不成呢?有人说是因为唐代技术外流,所以五代、宋时候的边疆少数民族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军事政治力量已经不是唐代面对的突厥、高句丽之流可比了。所以即便宋人恢复了唐制,也无法击败西夏辽金这些边疆王朝了。这么说倒也不能说错,但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却没有想到——谁也没法把长大的孩子重新塞进婴儿的包裹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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