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中国就不会迎来建国之后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
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迫使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只有对外扩张,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能在二零一五年驶上快车道,也与中国参与第二次朝鲜战争有关。
没有对外扩张,就没有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个逻辑,傅秀波的对外政策自然非常强硬。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完全撤军,也没有给予朝鲜全部自主权,与傅秀波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存在必然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朝鲜挖到了第一桶金,民营经济才能飞速发展。
问题是,朝鲜的资源非常有限、市场规模也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要想发展壮大,不但需要更多的资源,还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东海战争结束后不久,傅秀波就对民营企业开放了海洋资源开采权。
在国内,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傅秀波与易援朝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在经济层面上,易援朝代表的正是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二零一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可否认,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正确,看看印度就能明白。
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有效。早在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国营经济就被证明走不通,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才是市场主体,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随后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第一次解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民营经济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飞速发展,就得给民营经济第二次解放。
傅秀波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不表示,所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决定行为的不是认识,而是利益。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易援朝并不主张给民营经济松绑,反而认为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将破坏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价值观沦陷、思想混乱,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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