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是为了更多的私权，更大的私权，更好的私权，更长久的私权。所以是“大私”。

当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私权就要让步。当更多的私权和公权冲突，那么公权就不再是公权，而是转变为私权，新的公权产生。

这就是阴阳转化。

本质是道，不是法！

公权力不需要刻意制约，公权力只需要保持不变质即可。也就是，只有变质为私权的假的公权力，才需要制约。

保持公权力不变质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这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公权力的判断标准，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个衙门，在符合道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职责范围的权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权力。

拿大唐来说，警部的职责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发现工程出现问题，就能超越职责范围，参与行使对工程的公权力。

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垄断在工程建造上的权力。

礼部不管不管监察。可倘若礼部发现在监察上的问题，也可以超越职责行使监察上的权力。

在大唐，部门的公权力不是专管，而是主管。专管的意思是，只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专管。因为专管就是对某个领域的权力垄断。就是因为你是警部，治安领域就完全是你来管？凭什么？就凭你挂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为你是财部，财政的事就完全你来管？不行。

你挂个礼部的牌子，就能垄断礼制教育之权了？不行。

个人没有治安执法权，也没有监察权，可只要发现相关问题，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权和检察权。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权力，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符合道德。

那怎么看当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简单，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举报侦查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是好还是坏。

你抓错了人，举报错了人，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惩处。

因为你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学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没问题，你是在行使公权力。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

其实，华夏古代政治，一直是这么干的。

族权行使的，就是一种公权力。在华夏古代，所谓的公，从来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垄断，其判断标准是公心。也就是所谓“为公为私”。

宋朝各部门的相互弹劾和职责上的重叠，也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只不过，赵官家这么干是制衡权术，而李洛这么干是为了各部门相互监督。

那么华夏古代以封建道德为依据的法律，是不是落后于时代呢？是不是不能进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体系呢？

当然不是。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华夏后世的治安环境，很明显比西方好，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古代德治法律体系的惯性影响。说句不自夸的话，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一贯就比西方强。

李洛和崔秀宁完全能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搞出比后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设计。

华夏这样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烟消云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不好么？

对公权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代之以部门之争，更有利于吏治。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滥用职权、不作为、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

这难道不比“法无授权不可为”强？

“法无授权不可为”，并没有推导出“法有授权必要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装聋作哑。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先制定了标准，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对就修不好，手段残忍的杀人犯还能继续活命，出现重大疫情无法管控，明明是发达国家却治安长期恶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