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表面没有问题的,若放在二十一世纪,定会有许多人为之鼓掌。我是儒生,但不仅读儒家的书籍,诸子百家也读,郑朗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不会象这样吼得彻底。
不但读诸子百家,连一些杂书我都读,并且还察于行,看到农夫女工,要上去盘问一下,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反思。然后去掉所短之处,保留所长,明吾道也。
这样的胸襟是不是很远大?
确实,此言一出,正好宋朝诸大家们,将许多伪经义翻将出来,一一打倒在地,听到此言后,立即附庸,为之喝彩。
但当时,也有许多人感到不安,又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只好说他披圣人衣,行他家法,甚至主要是法家法,仅说中了皮毛。记住了,这里是十一世纪,非是二十一世纪。
事实宋明在削继相权的同时,也在削弱皇权。某些时候,皇帝是有权,也非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象征意义渐渐大于实用意义。大家需要的是一个皇帝维护这个秩序,这个统治,至于谁做皇帝,不要紧,只要他有法理姓,不引起国家动荡,大臣就会立即认可。
但不能走远了。什么君主立宪,什么资本主义,什么共和制,此时出现必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包括一些学说。
“我曾说过养中,与为万世开太平等语,你有没有读过?”
“读过。”
“为什么我说它不可?”
“诸经义中却有许多错误,解元也曾指过,郑解元又说过类似的话,不能将前人的言论全部膜拜处理。”
“是有许多错识,并且远不是我与欧阳永叔指出那么一点,但不能说出这一句话,天下多少书籍,看一看杂书就知道大道所在了?天下有多大,不说党项、吐蕃与契丹,就说我们宋朝,天南地北,风俗各有不同,一个人眼睛能有多大,能看到过多少百姓,能听到他们多少心声?翻一些书籍,与一些百姓交谈,就可以明道了?”
“……”
“看书与实践结合我很赞成的,我所说的儒学,也是将它还归本原,放于实用当中,这才是夫子本义,用他的学问治国救民。是不错,先王时与后世异也,先王之道不能全部用于后世,选其优,节其劣。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这天下的所需之道?我所悟的道,仅是修养自身,至今未想出来,况且是天下乎?”
“但总要有人去做。”
又是很蛊惑人心的话。你也保自身,他也保自身,这个国家怎么办?
因此郑朗抛出王安石这句名言,正是为了察看他的心姓。
十二岁,一个可有可无的年龄,若是醒悟得晚,心姓没有长成,自己可以教一教,权当再次报答一下小皇帝。若心姓长成了,自己有作弊器,也未必有办法教导。别忘记了,他当初变法之时,有多少人相劝,有对他有恩的半个座师,有自家的兄弟,可谁能阻挡住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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