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我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先们的文化选择。

从我们这次考察到的这些文明古国来看，它们之间的早期交流都比较密切，甚至还能依稀找出文明往来的线索，而中华文明则由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基本上独立发生、独自完成。发生和完成的依据，不是别种文明的影响，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这种经济生活形态，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说法，就是“精耕细作”型。

只有精耕细作，才会在可耕地面积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但正因为精耕细作，必然强化家族、亲缘的聚集，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徙。

这一点在沿途仍然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西亚、中亚、南亚一路过来，除了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农田的耕作情况无法与中国农村相比，要么大片抛荒，要么粗收粗种，也很少见到有人在劳动。

中国的难能可贵，在于从勤劳耕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则；先秦诸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化选择。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几乎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伸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和约定俗成。这一切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吗？未必，我们一路看到，很多也是农耕文明的国度并没有这些精神成果。因此还是要深深佩服我们祖先的高明。

这中间，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难怪在希腊时那位学者对我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借此我也应告诉两位朋友，更理解他们的文化行为了。以前虽然也佩服杜维明先生和李泽厚先生的儒学研究，又觉得他们是否过于沉迷古典，其实他们在人文取向上是对的。前年与杜维明先生等在新加坡进行中华文化跨世纪的公开对话，我当时还缺少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参照坐标；这次出行前在香港与李泽厚先生长谈，也还没有形成现在的感受。

中华文明的弱点和弊病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时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只有它还在延续，说几句好话还不应该吗？我的这个反问实有所指，我们学生辈的一些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只以否定和嘲笑为职业，一提祖先就愤恨，真该劝他们好好开开眼界，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并不容易，切莫狂妄骄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