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是杨玄感和李密等人早就预料到的,也是竭尽全力试图避免的,对兵变来说最为不利的一种局面。两个人对弈,一个人知己知彼,掌控全局,另一个人则完全陷入被动,唯一逆转形势的机会就是切断粮道,陷远征军于绝境,置东征于败局,摧毁皇帝和中枢的威信。但这一做法也把兵变者置于众叛亲离之险境,因为辽东战场上集结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地的贵族和军队,皇帝、行宫和远征军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到了三大贵族集团的利益,在形势没有明朗化之前,在兵变者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之前,三大贵族集团都不敢一面倒的支持杨玄感,以免远征战场上的己方势力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
于是,东都就成为博弈的关键点,只要杨玄感拿下东都,与云集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继而新建帝国皇帝,新建中枢,颁布一系列可以赢得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支持的新国策,那么他在这场博弈中就建立了绝对优势,接下来远征军必然倒戈,老皇帝和以改革派核心的老中枢必将成为历史。
因此,此刻兵变者商讨的重点已经不是何时举旗,举旗后实施何种攻击策略,而是如何再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以便尽快赢得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的一致支持。
这正是李密此趟北上魏郡,与独孤震和赵郡李氏商讨的重点。他在魏郡未能拿出办法来赢得独孤震和赵郡李氏的支持。同样在这座大帐里,杨玄感也没有办法统一兵变者的立场和观点,甚至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这个核心策略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首先就是帝国的国策。兵变的目的当然是否决今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那么,否决了今上的改革策略,否决了大业年间所实施的一系列国策,新的国策又是什么?是退回到帝国统一之前的门阀士族政治,还是维持先帝在开皇年间所实施的有限度的中央集权?
杨玄感是皇族的分支,是既得利益的汉族大世家大权贵,他理所当然坚持中央集权制,坚持开皇之策。
然而,大业之策实际上就是开皇之策的延续。先帝的改革已经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今上即位之后,矛盾愈发深重,并有爆发之势,所以当时在国策上有保守和激进之争。保守者建议,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适当延缓、暂停甚至倒退一下改革步伐,其实就是向贵族集团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杨素,而激进者则认为,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才能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持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就是今上。
今日帝国的根本矛盾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制度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根本性区别,所以开皇之策也好,大业之策也好,都是固守门阀士族政治的贵族集团所坚决反对的。杨玄感掀起了一场风暴,却只想解决表层问题,这当然得不到贵族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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